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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不仅是商业性消费城市

核心提示: 坦率地讲,早期工业区的商业和文化氛围欠缺,人口密集,基础设施落后,加上企业生产和市民生活造成的污染,使得其与租界商业区、金融街和西段高级居住区相比却有所差别。上海近代工业具有明显的对内、对外开放特征,既要吸纳原材料,又对内地输送工业产品和生产要素;

近代上海开埠以后,迅速成为我国最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同时,也是最大的工业城市,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基础。尽管以轻纺工业为主,却集中了约50%的全国民族资本企业、约40%的全部资本额、约50%的全部年产值,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但在上海史研究中,近代上海工业研究仍属于薄弱板块。我们不妨从这一角度切入,探讨近代工业在上海发展的历程,以及其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

满足工业发展的三个条件

近代上海不仅是一个商业性消费城市,也是一个工业性生产城市。

经验表明,一个落后地区从农业化一步步发展为工业化,要研究现代化,要了解工业化。某种程度上说,上海的近代化首先是工业化。近代工业的发展,至少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即便利的交通运输线、丰富的水源和足够的能源、大量的劳动力集聚。此外,还要有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政策。在近代中国,上海最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黄浦江、苏州河是上海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近代上海的工业发展大体沿着河流展开,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浦江水阔江深,可以承担国际航运功能,故大中企业、码头、货栈多集中在黄浦江两岸。风平浪静的苏州河,是上海连接苏浙各地并经大运河连接广袤内地的通道,沿岸中小企业居多。

全市近大部分面粉企业、将近一半的纺织企业,都聚集在苏州河沿岸。一是因为苏州河离城近,蜿蜒穿过城区,租界及周边有便利的基础设施、安定的生产环境。二是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许多通过苏州河水道来到上海。三是因为具备丰富的水资源,可以更便捷地输送原料和生产品。不过,等到企业规模扩大、原材料需从国外进口以及苏州河逐渐遭受污染,一些企业就将目光转向黄浦江。

劳动力优势在上海同样明显。19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战争频仍、自然灾害等原因,内地大量人口进入上海。他们在苏州河西部的两岸搭棚而居,为附近的纺织厂、面粉厂等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其实,上海很早以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城市人口不断增长。据统计,1930年上海人口突破300万,其中80%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在城市生活和工业化的召唤下,农村人口包括女性人口大量离开农村,这是城镇化开始的一种表征。上海的纺织女工人数可观,她们依靠自己的收入维持了一定水准的生活,奠定了女工在上海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开埠以来,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从政府到民间都掀起了一股办工厂的热潮。“领头羊”是印刷、船舶、机器修造等企业,为从事贸易的洋行提供急需的服务。接下来是缫丝、轧花、面粉等工厂,这种新兴机器作业更加有利可图。此外,丝茶是出口大宗。上海离原料产区比较近,在上海设厂,可以就近采购蚕丝等原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上海民族工业再次获得迅速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在棉纺织、缫丝、毛纺织、面粉、卷烟、造纸、火柴、制约、船舶修造和电业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并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这一时期,上海以纺织、面粉和卷烟为三大支柱产业,工业区则集中在杨树浦、沪西、闸北和南市高昌庙地区。

但也要看到,上海近代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污染的恶果。在小说《子夜》中,茅盾讲述了城市的繁华和凋敝,以及在金融危机冲击与外国资本挤压下民族工业的艰难、实业家的奋斗和失败。小说的主角、丝厂老板吴荪甫憧憬着这样的现代化社会:“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可见,汽笛声声、大烟囱冒着黑烟在当时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后,苏州河河水水质严重恶化。当中的原因,既有河水流量不足、泥沙沉积之故,但更主要的还是工业污染问题。例如,外商开办的江苏药水厂实为化学厂,生产硫酸、硝酸和盐酸,每天有大量废水排入苏州河,导致附近的空气里飘荡着刺鼻的怪味。厂门口的一条小路,因此被人称为药水弄。

生活污染同样不可小觑。叶灵风在散文《煤烟河》 中描写了这一时期苏州河区域被生活垃圾污染的情形——“你若不是为了衣食问题咬了牙在那里做牛马的人,你简直连一分钟也不能停脚”。

拥有工业区和水电煤基础

上海近代最早、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江南制造局,即后来的江南造船厂,位于黄浦江畔高昌庙地区。因为有江南制造局的存在,当地自然而然地发展为一大工业区。除此之外,还有两大工业区,一东一西,东为杨树浦,西为沪西地区,都属于傍水而居、地价低廉、有水电煤支持且劳动力集中居住的地区。

江南制造局作为一家军工企业,可以说是第一家“央企”,创造了诸多工业史上的第一。但它高墙深垒,相对比较封闭。厂内有数千名工人,依厂居住着大量家属,形成了独特的厂区、街区和居住区,并建有不少弄堂工厂。

在沪西曹家渡、小沙渡、潭子湾和江苏路等苏州河两岸,建有许多缫丝、棉纺织、丝织厂和面粉企业,如著名的荣家企业福新面粉、申新纺织企业,吴蕴初天字号化工企业,华生电器厂,日资内外棉、丰田、日华等棉纺织和印染厂等。

杨树浦处于英租界中心与吴淞口之间,东、南面濒临黄浦江,北距吴淞口约16公里,南有十六铺等许多客货运码头,对岸的浦东也建有不少码头、堆栈和仓库。除了地理位置优越,它还有一大优势是滩地地价低廉,征用农田和拆迁民房只需缴纳象征性的征地费,甚至可以无偿使用。1869年,从外滩沿黄浦江至杨树浦的马路修通,进一步增加了便捷途径,前来此地开设企业的络绎不绝。其中,民族工业主要分布于棉纺织、针织、丝织、印染、印刷、化工、橡胶、电机、造船等行业。

1865年12月18日,外侨在南京路(从河南路到外滩段)点亮煤气灯。这是上海告别煤油灯、使用煤气路灯的开端。当“地火”或“自来火”在夜晚大放光明的时候,南京路的繁华景象愈发光彩夺目。1882年,上海发电厂开始供电,夜幕下的弧光灯明亮晃眼。市民见所未见,也不知其具体称呼,故取名“赛明月”。1883年6月29日,杨树浦水厂正式建成。近代中国城市供水史在哗哗流水声中翻开了新的一页。

可以说,正是由于深厚的水电煤工业基础,才有了上海工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才有了南京路和外滩的灯红酒绿,甚至才有了“东方华尔街”的形成。它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助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时人就明确评价:“上海之繁荣,所以冠全国,其公用事业之发达,当不失为第一大因素。”

但值得一提的是,早期一些上海市民因不了解水电煤的真正奥秘,曾采取抵制或排斥的态度。由于煤气管道铺设地下,有人害怕它会破坏风水。一些人力车夫甚至认为,煤气通行之处,地下肯定滚烫,遂互相告诫不可赤脚走过那里,以免烫伤。还有人觉得,自来水管靠近煤气管,水中会渗入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还有意思的是,电灯在大街上用作照明后,有人认为“电火”是火,与炭火、木火无异,可以伸出长长的旱烟杆在电灯上点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市民耳闻目睹之后,由最初的排斥态度逐渐向接触、接受的回应方式转变。后来,连李鸿章这样的清朝大员,也兴致勃勃前来为自来水厂开业剪彩。事实上,曾国藩、李鸿章和盛宣怀等洋务人物,也是近代工业化的先驱。盛宣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是我国第一家华商银行。李鸿章则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批早期知名企业。

工人阶级人数最多觉悟最高

由于苏州河、黄浦江的流向,奠定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主要路径是由东向西发展,南京东路接上南京西路,淮海东路连上淮海西路,东西向的马路又长又顺,南北向的马路则恰恰相反。

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同样具有如此特点。工业区集中在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外来移民往往紧挨各大工业区及码头、车站、铁道和工厂附近,或直接住进厂区宿舍,如夏衍《包身工》中所描绘的场景。一般来说,上海本地市民主要居住在老城厢里,人口稠密、道路狭窄、住房密集。除了极少数弄堂工厂,无法再有较大企业插足,当然也就少有外来移民居住。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界区域首当其冲,遭受日军轰炸或侵占,相关区域的华商企业几乎损失殆尽。同时,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又集中在外滩、江西路、四川路、延安路一带,进一步造成了苏州河两岸“北衰南盛”的不平衡。

以前,外国侨民和有实力的华人往往住在空旷幽雅的上海西区。犹太富豪沙逊的别墅在虹桥路;《十八春》里,暴发户祝鸿才的房子也在此处;《子夜》 里的吴荪甫则住在静安寺西面。这些地区闹中取静,自然环境宜人,又有着良好的商业和文化氛围。

上海人曾有过“上只角、下只角”的说法。上只角和下只角不是简单对应中心地段和边缘地段,也不是简单对应所谓的租界和华界,其主要对应的应是工业区和商业区、高级居住区。坦率地讲,早期工业区的商业和文化氛围欠缺,人口密集,基础设施落后,加上企业生产和市民生活造成的污染,使得其与租界商业区、金融街和西段高级居住区相比却有所差别。但历史发展到现今,老工业区的面目已经大变样,“上只角、下只角”之旧说可以休矣。

上海近代工业具有明显的对内、对外开放特征,既要吸纳原材料,又对内地输送工业产品和生产要素;既吸纳国际市场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又向世界输出原材料及加工品。国际国内商帮云集,为上海作为一个融合中西、交汇南北的大都市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此外,一大批工厂企业的诞生,尤其是经久耐用的优质工业产品,曾经是上海最好的名片,大大提升了上海的城市声誉。人们想到上海,就可以从产品联系到质量、信誉和诚信。可以说,工业文明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必须看到的是,近代上海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有着建党的最佳条件。其中,最为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是我们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优势。在上海的各色企业中,诞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据1919年《新青年》的调查,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加上交通运输码头工人12万、手工业工人20万,共计50万。当时,上海城市中人口才200万,工人占了四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工人阶级人数最多、觉悟最高这一因素是不应被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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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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