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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血证:约翰·马吉和他记录日军暴行的真实影片

核心提示: 邵子平在《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一文中写道,费奇的版本只有11分钟,而马吉家发现的胶片通长37分钟,比其他所有版本都长。但是,马吉影片的重新发现,对于历史真相的呈现以及正义的实现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约翰·马吉

大卫·马吉捐赠摄影机。

马吉拍摄的胶片。

送受害者去医院的圣公会汽车。

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有一架16毫米的贝尔牌摄影机。通过这架摄影机镜头拍下的日军暴行影像资料,每天都在纪念馆里循环播放。这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它的拍摄者是美国人约翰·马吉。

整整80年前,亲历大屠杀的约翰·马吉,不仅像其他在宁外籍人士一样保护难民、用文字记录日军暴行,而且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悄悄留下了长达105分钟的影像。

马吉的影片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却一度下落不明,甚至被日本污蔑为并不存在的“鬼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影片才在约翰·马吉儿子家的地下室被重新发现,引起轰动。

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提到约翰·马吉。这位国际友人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兵临城下

1938年1月19日早晨,美国牧师乔治·费奇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日本军列。自从南京沦陷,西方人士进出南京变得极为困难,为了这次出城,费奇花费了许多工夫。登上列车后,他却更加紧张了。车厢里,费奇的周围是一群日本士兵,而他的驼毛大衣衬里内却藏着绝不能被日本人发现的8卷胶片。这一趟,他最重要的使命便是将这些胶片安全送出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毫无疑问,当我们进上海时我的包会被仔细检查。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胶片会发生什么事?”

令费奇紧张不已的胶片,到底记录了什么内容?在日军占领的南京,这些胶片是如何拍摄的?事情还要从胶片的拍摄者约翰·马吉说起。

约翰·马吉(John G. Magee),彼时的身份是南京下关挹江门外道胜堂的传教士。据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严海建介绍,1884年10月,马吉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家族自18世纪开始就在匹兹堡创业,在当地的政界和商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家族里曾经出过一位美国国会议员、一位州议员和一位市长。直到今天,在匹兹堡还可以看到以马吉命名的道路和图书馆。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马吉若想从政或经商,先天优势不言而喻,然而,马吉的选择却是到遥远的中国成为一名传教士。1906年,马吉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在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912年,作为美国圣公会的牧师,28岁的马吉被派往中国南京。自此,他在南京一干就是28年。

初到南京,马吉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请中国教师,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当他能够以各种方式和中国人交流时,便在南京下关凤仪里租下三栋楼房作为传教场所,同时还和中国牧师共同创办了一所益智小学。1918年,趁着回美国休假的机会,马吉在家乡匹兹堡市募集到了一笔相当大的款项15000美元。利用这笔款项,他在下关置地,建造了五栋楼房和两间平房,作为新的教堂和校舍,取名“道胜堂”。马吉创办的学校,就是今天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前身。而他筹资建造的“道胜堂”,则成为了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图书馆。

严海建告诉记者,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长期生活、工作在南京的很多西方国家侨民,都以自己能成为南京市民的一员而自豪,他们甚至趣称自己是一伙“南京帮”,马吉以及文章开头出现的费奇,都是“南京帮”的成员。马吉不仅在南京立业,也在南京成家,1921年7月,他与英国女传教士菲丝女士结婚,并先后育有4个儿子。常年生活在这座古典而美丽的城市,马吉对南京怀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无异于他的第二故乡。

然而,马吉平静的生活却被战争打破了。1937年9月,马吉拿起一台家用小型摄影机,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了空袭下的南京。摄影机,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极其罕见,即便是南京的西方人士,拥有一台摄影机并且能够熟练使用的也是极少数。马吉的摄影机属于教会,因为负责拍摄教会的礼拜活动等仪式,他才能够保存和使用这台摄影机。

而此时,在他举起的摄影机镜头中,南京城浓烟四起,建筑成为一片废墟。中国军队抵抗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尚在淞沪一带,但南京已经不再安全。8月15日,日军开始了对南京的空袭。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记载,1937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南京遭空袭65次,日机共投弹517枚,炸死392人,伤438人,损毁房屋1949间。

11月上旬开始,随着淞沪战场的失利,沿沪宁线撤退至南京下关火车站的伤兵骤增。国民政府在下关火车站设立了一个伤兵接应所,但给养和照顾伤员的工作人员都不充足。常年在下关工作生活的马吉,就在此时加入了救护伤兵的队伍。

11月7日,南京教会组织“南京基督教战时救济委员会”成立“下关伤兵接待部”,马吉担任负责人,协助国民政府接待、照顾和转移下关的中国伤兵。几天后的11月12日,从扬州撤退到南京的另一名圣公会传教士欧内斯特·福斯特抵达下关,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11月中下旬,战事逼近,政府机关开始撤离南京,大部分西方人也开始向内地或上海租界迁移。火车站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少,拥挤的下关火车站,和整个南京城一样,处境愈发艰难。

11月30日,马吉和福斯特收到了美国大使馆帕克斯顿先生的警告:“如果想乘轮船去汉口,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下关,是南京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内的难民和撤退的伤兵,每天都从这里离开南京,转移至后方。如果马吉和福斯特愿意,他们有无数个机会撤离战争阴云笼罩的南京,但他们却一直坚守着。

12月3日,美国大使馆发布了最后一次警告,要求美国人离开南京。马吉和福斯特面临三种选择:第一,自行撤离;第二,乘美舰“帕奈”号撤离;第三,留在城内。他们还是选择了最后一种。事实上,政府人员撤离前,马吉等人还与政府进行了交接,收下了政府提供的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他们早就决定继续照顾伤兵。

福斯特在致妻子函中写道:“我们觉得应有尽量多的外籍人士合作,以保证中立区计划的顺利实施……而且,我们留下的决定也能鼓励护士和卫生员们忠于职守。”

马吉的信件甚至根本未曾提到撤离,12月12日晚上,他给妻子写信,只是如常记录下近几天的忙碌:为伤兵寻找药品和食物,组织下关地区的难民疏散到城内安全区,开车寻找需要救助的受伤难民,再将他们送往医院。

在信的末尾,马吉写道:“枪声逐渐稀落,我猜想中国士兵的阵地被占领了,或是他们被缴械。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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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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