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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用过的那些名字和化名

核心提示: 杨尚昆、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委,到晋西北开展土地改革和保护好各方面的人才和有关档案。当时我俩一谈到周恩来,为避人耳目,也总是称呼他为“濂溪先生”。果然,于右任收到屈武的信后高兴到了极点,特别感谢周恩来对他和他夫人的关怀,当即回信请吴季玉向周恩来表达他的诚挚谢意。

一代伟人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世家。根据当时的习惯和传统,长辈除了给他取了学名外,还给他取了乳名和字。从事革命事业后,由于斗争的需要,周恩来还用了一些化名,这些名字都有一定来历或有趣的含义。

据笔者多年搜集,周恩来的起名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老家淮安的幼年、童年时期。周恩来的名、字等都是由家里长辈或家塾先生给他起的,主要有乳名大鸾、学名恩来、字翔宇。第二阶段是读书求学时期。这段时期,周恩来用过羊羽子、羊羽、飞飞、伍豪等等笔名、化名。第三阶段是他领导秘密斗争时期。这一阶段周恩来使用的化名比较多,现在能知道的有:胡公、少山、非非、周翔、维思、大美、赵来、冠生、冠、伍、胡必成等等。

周恩来诞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城内驸马巷的一座宅院里,像周家那样一个“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给男孩取名都特别讲究,一般都是由有学问的长辈或门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起名,也有请家塾先生给取名。

周恩来出生后,长辈先给他取乳名“大鸾”。“鸾”是中華民族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鸾凤和谐”就比喻夫妻和好。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之间还常常各自以“鸾”和“凤”自称。为什么给周恩来取乳名大鸾的呢?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有一份由周恩来的侄儿、周恩涛之子周尔圻在1982年6月8日签名的笔录。周尔圻虽比周恩来晚一辈,但他的父亲周恩涛在周家同一曾祖下“恩”字辈中排行老大(周恩来排行七),因此,周尔圻比周恩来年龄小不了多少;而且周尔圻的母亲和周恩来的生母一样也是来自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一带)的万家,只是辈分要晚一辈。周尔圻在这份笔录上说:

恩来名字的由来,我听母亲和八老太(指周恩来嫡亲八婶娘杨氏)讲是这样的:在周恩来母亲万氏临盆时,梦见有一鸾凤之类的神鸟入怀,然后就生下了恩来,所以取小名大鸾,表示有鸾凤来临之意。而“恩”字是按家谱排下来的,故取名恩来,总理的母亲识字,文水还可以。

周恩来的学名是父亲周贻能起的。恩者,爱也。《诗经》上有云:“恩斯勤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也曾说:“父母恩勤,养我身兮”。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另外,周恩来字“翔宇”。那是因为周家是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要严格区别辈分。而就年龄而言,有的晚辈甚至比长辈年龄还大,但是晚辈却绝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包括小名,否则就是犯上,没规矩。而称呼长辈的字或号则是可以的。

周恩来的字“翔宇”应该是在他5岁入家塾读书时由家塾先生给起的,老师期望他这只“神鸟”能翱翔宇宙。有许多资料、甚至周家的个别亲属认为,这个字是在1913年周恩来离开沈阳,和东关模范学校老师高亦吾分别时,由高老师给取的。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确切,因为周恩来的两个胞弟和一个堂弟当时都在淮安,和周恩来相隔千里,那时通讯又不发达,他们3人却都按“宇”来取字:二弟周恩溥字“博宇”,三弟周恩寿字“同宇”,堂弟周恩硕字“潘宇”。显然,这是周家兄弟先后进家塾读书时,由家塾老师给依次取上的。如果是高亦吾1913年给周恩来取的字,那么,远在淮安的周家三兄弟是不可能都依此排序起字的。

1912年夏,周恩来从奉天(今辽宁)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毕业,与同班同学兼好友郭思宁行将分别,应郭思宁的要求,周恩来为他题写了“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的临别赠言,题词的落款是:“羊羽子书”。“羊羽”是把“翔宇”中的“翔”字分拆而来,而“子”则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据沈阳市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原校长宋延钰对笔者说,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与同学交往时曾用过“羊羽”的署名。他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的第二年,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一起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他创办并主持出版了会刊《敬业》。在1914年4月刊出的第4期《敬业》的《飞飞漫墨》专栏内,发表了周恩来《评咏岳少保祠七律》《评咏淮阴侯钓鱼台诗》等数篇作品,受到学校师生的关注,作品署名使用的是笔名“飞飞”。

1948年冬,解放军的滚滚铁流即将淹没蒋家王朝,与共产党争夺人才的蒋介石希望南开的老校长、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张伯苓随他去台湾。张伯苓正犹豫不决时,收到了由中共秘密党员金山传递来的信息:“老同学飞飞不要老校长动”。张伯苓立刻心知肚明,赶紧找借口飞去了重庆。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张伯苓的好朋友、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去天津找到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张伯苓长子张希陆,商讨张伯苓的安全问题。张希陆认为,这事只有报告周恩来,才能万无一失。不久,傅作义又给张希陆打电话,请他到北平面谈,以免特务窃听。

张希陆到北平后,傅作义告诉他,周恩来说了,不要让张伯苓去台湾。当时香港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正好人在北平,请他回港后,通过身在香港的张伯苓的学生、时任南京分行经理的王恩东,辗转将信息转告张伯苓。果然,不几天,张伯苓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无名信,信上还是只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对周恩来两次以“飞飞”名义要他不要去台湾的做法非常感动,于是就留了下来。

当初,周恩来从日本留学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期。为了把当时天津进步的青年力量团结起来,周恩来和谌志笃、马骏、刘清扬、李毅韬等组织了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员只有20人。为了方便内部交流、联系和开展革命斗争,通过抽签的方式,觉悟社成员以各自抽到的号码作为自己的代号。抽签时,他们共设了50个号码,空下来的那30个号留给后来的参加者。抽签结果,周恩来抽到5号,邓颖超是1号。这就是周恩来化名“伍豪”、邓颖超化名“逸豪”的由来。

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秘密革命斗争时期,为了隐蔽需要,周恩来不仅要经常变换住地,不断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形象,还要取各种不为社会上所知的名字。那时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经过考虑,有的就是随手拈来。

1997年,为筹办淮安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活动,笔者赴京拜会了全国工商联离休老干部、曾于1928年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92岁的黄玠然思路清晰、反应灵敏。在谈到周恩来当年从事秘密工作取化名的情况时,他告诉我说,周恩来在那一时期取的假名字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说上。但是有两个我是知道的:一个是我和他在谈工作时,不知怎么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说,他的老家淮安没有山,是一个少山的地区。说到这里,刚好他手里的那份文件要签发,他就随手签上了“周少山”的名字,其实,不管周恩来签什么名字,甚至只写一个日期,收件人也可以从笔迹上认出是周恩来签发的文件。endprint

黃玠然还说,还有一次,他看到周恩来在文件上署名“维思”,就顺口问了一句:“老板(搞地下斗争时,相互之间不称呼职务),你为什么又签上‘维思的名字呢?”周恩来看了他一眼,轻声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嘛!”随后又沉下脸说:“以后这些不要问!”

在那段时期,周恩来还使用过“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赵来”“冠生”“冠”和“伍”等等笔名或化名。黄玠然说,因为周恩来的胡子长得很快,哪怕他才刮干净的脸庞,只要过一个星期,胡子就长得很长很长,人称“美髯公”。他的“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而“周翔”是由“翔宇”衍生出来的;“伍”则和“伍豪”一脉相连的;至于“冠生”“冠”则是由于周恩来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壮丽最美好的事业,是他人生中为之奋斗的、第一位的伟大事业。

在长征路上,患有肺结核的邓颖超被编在休养连随队前进。到陕北后,她的身体更加衰弱。经组织批准,邓颖超扮成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佣人,潜入北平,住进了北平西山的平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邓颖超认识了同室病友、进步女青年胡杏芬。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叫李杨逸,有一个非常疼爱自己的丈夫李知凡,因此,人们都叫她“李知凡太太”。

七七事变后,邓颖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别。后来,胡杏芬收到署名“邓颖超”的来信,才得知“李知凡夫妇”就是中共著名领导人、大名鼎鼎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于是,她写下一篇散文《李知凡太太》,该文在她去世后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知识丛书》第八辑《关于中国妇女的二三问题》上。不久,周恩来到重庆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统战谈判,邓颖超也一同前往。这期间,胡杏芬与家人也逃难到重庆。然而,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和环境的恶劣,胡杏芬病情加重,于1940年秋在重庆去世。胡杏芬不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积极追求进步,重病时还向周恩来、邓颖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她去世后,周恩来夫妇专门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有由周恩来题写的“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李杨逸共立”的碑文。后来因为时局发展太快,这块碑未能竖立到胡杏芬墓前,但是却给世人留下了周恩来一个“李知凡”的名字。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时,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委,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河北平山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中央委托的其他工作;杨尚昆、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委,到晋西北开展土地改革和保护好各方面的人才和有关档案。其中以“前委”这一块形势最为紧张。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统率的20多万大军,而当时在陕北留下的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仅2万多人。为了让野战军收放自如,“前委”并不和西北野战军编在一起,而是由汪东兴带领的4个警卫连护卫单独行动。为了麻痹敌人,他们一会儿叫九纵队,一会儿叫三支队,而且主要领导人都取了化名。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任弼时当时是“三支队”司令员,取名“史林”;陆定一是政委,取名“郑维”;叶子龙是参谋长,取名“一号”;汪东兴是副参谋长,取名“二号”。1992年3月,笔者在北京拜会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员王还寿时,他告诉笔者,当时周恩来说,我认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他的一个盛书和装衣物的木箱子上留下了周恩来用毛笔斜着写下的“胡必成”3个字。这个大箱子后来还在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1961年3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胡子最近给香港的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信中所说的“胡子”是指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周恩来早在重庆时就知道并熟悉他。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蒋介石强行将于右任带去台湾。章士钊还在信中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理解。”

收到这封信后,周恩来特意让中共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传话给于右任的女婿、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还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说:“总理要你把儿子屈北大、儿媳梅君一道带去西安,并将于右任一个在上海的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由陕西省委统战部出面,给于老夫人做一个热热闹闹的寿宴。”果然,寿宴过后,于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兴。

屈武回京后,罗青长又联系屈武,希望他能将做寿情况写信告诉于右任。然而,屈武写信时犯了难: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应该在信中告诉于老先生才对。但是如果信中提到了“周恩来”或“周总理”的话,要是被特务们检查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在信中只字不提又怎么能对得起周恩来的这番深情厚谊呢?左右为难的屈武请教了邵力子先生。邵力子告诉屈武,你只要把“周总理”3个字换成“濂溪先生”4个字就行了。邵力子接着解释说,抗战时我和于老先生住在一起,两人经常谈一些历史名人。我俩都知道周恩来是北宋名儒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晚年自号濂溪先生。当时我俩一谈到周恩来,为避人耳目,也总是称呼他为“濂溪先生”。所以,只要于老先生一见到你信上的这4个字,他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来。果然,于右任收到屈武的信后高兴到了极点,特别感谢周恩来对他和他夫人的关怀,当即回信请吴季玉向周恩来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周恩来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又一名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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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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