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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盛赞的军事家

核心提示: “罪状”无非是把曾中生对张国焘错误的抵制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污蔑曾“取消革命”“投降敌人”,是“立三主义者”“托陈取消派”“右派领袖”等,把曾中生对张家长制的议论和批评说成是以“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对革命”,“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

提起曾中生,尽管他曾是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但许多人未必熟知。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则不惜笔墨盛赞这位战友“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甚至很惋惜地指出:鄂豫皖苏区“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掌控全局,“飘忽”歼敌

曾中生,又名曾钟圣,1900年出生于湖南资兴县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925年,忧国忧民的曾中生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风云激荡的广州,他听过周恩来和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等人的演讲授课,还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思想,象及时雨洒在他久旱的心上。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联系实际地思考,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1927年9月,他受党指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此后,曾中生到中央军委工作,协助周恩来等对全国红军的指导,“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评价”。在军委期间,他接触到毛泽东多次给中央的报告,了解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实际斗争情况,并深受影响。

1930年11月28日,曾中生到达鄂豫边苏区,从此得以充分施展其军事才华。这时,国民党军正调集近10万兵力欲“围剿”鄂豫皖苏区,而鄂豫皖的红一军主力已南下新洲,并准备东去皖西地区。鄂豫边苏区只有一些缺枪少弹的地方武装和半脱产的赤卫队,要对付国民党军7个师又1个旅的进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多亏曾中生临危不乱,立足现有条件与敌周旋,才支撑了危局。

国民党军的“围剿”来势突然、迅猛,主力红军又去皖西,远水解不了近渴。初到苏区的曾中生当即召开各县负责人紧急会议,明确提出反“围剿”的指导思想是利用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来牵制、打击、抄击、夜袭敌人,使敌人抑制而不敢冒进与分散;组成了临时特委、临时军委及特区苏维埃临时政权,建立统一指挥机构;逐层深入思想动员,树立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反对失败主义、拼命主义情绪;将现有武装分为三路,协同作战,一致对敌。及时、积极的措施稳定了苏区的局势,苏区军民广泛开展了袭扰敌军的战斗,搞得深入鄂豫边中心区的国民党军整日提心吊胆、进展异常缓慢,有力地配合了红四军在皖西的作战。

每当敌人进攻苏区,有群众跑反并不稀奇,但这次由于主力红军不在,敌人长驱直入,跑反群众尤多,不下数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地方武装和赤卫军的父母、妻子,明显影响部队的情绪。为妥善解决跑反群众的问题,曾中生领导临时特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政治宣传,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组成管理委员,组织指导群众从事兵运、侦探、打草鞋、砍柴、做饭、放哨、救护等活动,积极参加对敌作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数万跑反群众口粮问题。通过向苏区群众借粮、去白区筹粮、挖野菜和葛根等办法,保证了跑反群众有最低限度的口粮供应。这对稳定群众和部队的情绪,有很大作用。

1930年12月中旬,原活动于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十五军转至黄麻地区。虽为一军,但全军仅1000余支枪,平均每枪子弹仅三发,绝大部分官兵尚无棉衣,与红一军会合的计划又落空,因而部队的失败主义情绪上升。曾中生亲自去部队,会同蔡申煕军长、陈奇政委加强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使士气有所好转。12月16日,红十六军一举突入河口镇,歼敌一部后主动撤出战斗。河口一仗,虽取得了胜利,但因存在着军队与地方部队配合不好的问题;部队集中在一地,吃饭更是问题。因此,围绕红十五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地方和军队发生了争论。地方同志主张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军队同志则主张离开鄂豫皖苏区,另图发展。曾中生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方针应是急切整顿红十五军,集中兵力,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与红一军会合。据此,红十五军整顿了3天,统一了认识,开始组织突围。1931年1月4日,红十五军东袭麻城北之福田河,灭敌数百,跳出敌包围圈。在此前后,出击皖西的红一军先后取得金家寨战斗、东西香火岭战斗及四姑墩战斗的胜利,迫使“围剿”鄂豫边的国民党军转而增兵皖西。1月中旬,红十五军与红一军在商城长竹园会师。随后,两军开往麻城福田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合编为红四军。这样,国民党对鄂豫边的第一次“围剿”遂告失败。

2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他指挥红军乘敌新的“围剿”尚未到来主动出击京汉线,以“飘忽战略”打击敌人。飘忽战略即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3月上旬,双桥镇一战,歼灭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迫击炮10门、山炮4门,显示了飘忽战略的巨大威力。

1930年11月到1931年4月,曾中生主持鄂豫皖特委和军委工作期间,鄂豫皖红军发展到4个师近2万人,扩大了一倍多;苏区扩展到东西长约300多里,南北宽约150里的广大范围。对此,徐向前这样评价:“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南下之争,唯实唯真

就在红军和苏区不断发展之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的中央代表张国焘等人到达苏区。1931年5月12日,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新集成立,同时张国焘兼主席的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员会成立,曾中生改任红四军政委。

1931年5月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对付中央苏区,对鄂豫皖苏区暂取守势,为红四军主动向外进攻发展及解决苏区内粮食供应困难提供了难得良机。因此,曾中生等人多次向鄂豫皖中央分局建议:以红四军主力南下英山,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恢复原红十五军活动的游击根据地,同时解决粮食困难。但张国焘拒不接受南下建议,错误地认为这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6月底,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围绕红军主力是否南下展开激烈争论。时值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即将开始,红四军主力南下作战具有配合作用,曾中生等人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人员的支持,张国焘只好同意部队南下。会议决定:在巩固现有阵地的基础上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是最迫切的任务,为此,红四军应以少部兵力留在苏区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

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虽然通过了红四军南下行动的方针,但未决定具体方向和兵力使用。7月上旬,鄂豫皖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具体行动部署时,又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分歧。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苏区,红军就得进攻和威胁大城市,攻占英山后东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并限期一个月完成。对此冒险计划,曾中生、徐向前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红军要有巩固阵地再向外发展;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敌人,因此主张先打英山,后南下蕲春、黄梅、广济,使鄂豫皖苏区与蕲黄广连成一片,同时威胁长江,策应中央苏区。结果,张国焘硬按己意见确定了东出方案。

8月1日,红四军攻克英山县城。曾中生和徐向前等人经过调研和比较,认为蕲黄广地区敌人兵力薄弱,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好,红军乘虚而入,切实可行,对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也容易见效;而东出安庆,红军兵力有限,对沿途情况均不熟悉,而且要通过近400余里的白区,沿途有两个旅以上敌军,毫无胜算。据此,曾中生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同时报告分局。一月之内,红四军连克浠水、黄梅、罗田、广济,俘敌5000余人,威震九江、武汉,牵制了敌人原拟派往江西的兵力,有效配合了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而且收缴金子20余斤(后派人送交上海党中央),银子1800斤,银元7万元,解决了部队的物资补给困难。

尽管南下作战的胜利是辉煌的,但这违背了张国焘原定的东出方案。他无视南下胜利事实,4次给曾中生、徐向前去信严厉指责红四军南下蕲黄广的行动。8月27日发出的第4封信更是气势汹汹,认为南下行动不是与中央分局的个别策略路线问题的分歧,而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擅自变动”东进方案是“公开的抗拒”分局命令,并要红四军“接信后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在这种情况下,曾中生和徐向前被迫率领红四军返回苏区。

9月4日,当红四军北返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时,曾中生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会上,绝大多数人群情激奋,不同意张的指责,认为红四军应在南下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工作,恢复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三次“围剿”的行动,减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同时,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红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最后,会议通过了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当面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申明书明确表示:“我们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立刻开向福田河一带待命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诉之必要,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也是在全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作紧张的残酷的不容松懈的斗争中代表党与苏维埃来领导红军的同志所必争的责任。”然而,鸡鸣河会议使张十分恼火,他随即撤销了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调至后方。

南下之争,本是战略方针的分歧。可正被“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共中央出于对张国焘的器重和信任,于11月3日致信鄂豫皖分局,虽不赞同张的东出方针但仅认为这是“战略上的疏忽”,却把曾中生等人唯真唯实坚持南下方针归结为“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认为曾“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这就为张进一步打击曾,推行错误路线,提供了“尚方宝剑”。

写就名篇,献身真理

曾中生并未因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而是始终坚信真理是淹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徐向前评价:“他又是一个能够经得起打击迫害和忍辱负重的人。”

在4次进攻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采取边打仗边升级地方武装的方式扩大部队,其中由黄安等县独立团扩编组成了独立第一师,曾中生任师长,仅下辖两个团。这时他“身患肺病,咳得厉害,体质很虚弱。面对政治打击和疾病的折磨,他毫无颓丧、失望情绪,日以继夜地工作,从而,很快使该师发展成为战斗力甚强的一支地方武装了,反第四次‘围剿时,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1931年10月,由于张国焘错误的作战指导,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出苏区向西转移。对此张国焘以保密为由,既不在领导干部中讨论,又不作任何解释工作。广大指战员对张的家长制作风强烈不满。1932年12月7日,当部队到达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时,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人商议,拟派人去中央反映张的错误和军阀主义的领导作风,请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纠正张的错误,以挽回危局,并推举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陈述意见。张知道后,为缓和军中不满情绪,便于次日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曾中生等人开诚布公以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以来活生生的事实,尖锐地批评了张在退却转移中的错误和毫无民主的家长制领导作风,话较尖锐但仍是同志式的态度,并建议恢复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为平息部队不满情绪,张表面上接受了批评。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随后,任命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后,张的家长制作风有所收敛,领导层的团结有所加强,但也使张对曾中生等人怀恨在心,伺機报复。

小河口会议后,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创建川陕苏区,粉碎了三路围攻,仅用半年时间就在川陕边境站稳了脚跟。1933年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时,曾中生被任命为方面军参谋长。他及时总结入川以来的经验,针对川军这个新对手和四川的山地特点,写就《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以四字口诀的形式系统阐述了红军的作战要领,如“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等共计12条,既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深受部队的欢迎。

然而,好景不长。为报小河口会议的一箭之仇,张国焘于7月底免去曾中生职务,不久又将他关押审查。“罪状”无非是把曾中生对张国焘错误的抵制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污蔑曾“取消革命”“投降敌人”,是“立三主义者”“托陈取消派”“右派领袖”等,把曾中生对张家长制的议论和批评说成是以“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对革命”,“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

关押期间,张强令曾中生写“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的“错误”。但曾坚贞不屈,正气凛然,据理驳斥加给他的种种罪名,并以大量事实陈述了他从鄂豫皖以来的主张是正确的。借着一盏小桐油灯的灰暗光亮他写下的不是“认罪悔过”的“自首书”,却是心系红军作战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论著,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纲要”“红军与白军在军事上的对比”“红军一般应注意之原则”“行军应注意之事项”“驻军应注意之事项”“战斗搜索应注意之事项”“与‘剿赤军作战之要领”“特种地形作战要点”“夜间作战的要点”“几个附带注意的问题”等10个问题,系统总结了红四方面军的经验,并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和红军特点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虽仅约3万字却字字珠玑,“特别值得称道”,“是一篇渗透着军事辩证法的重要文献”;“由西北军委会印发全军干部,人手一册,成为四方面军干部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对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能如此系统化、理论化的著作,即使在全党范围,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曾中生闻讯后喜出望外,心潮起伏,熱泪盈眶,认为红四方面军得救了,革命大有希望了。他立即奋笔疾书写信给中央,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进行审查,作出正确结论,以便重新为党工作。但信还没送出就落到张国焘手里。做贼心虚的张感到十分恐惧,更害怕曾向党中央揭发其错误,便采取杀人灭口的狠毒手段。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年仅35岁的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川西北的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对此中共中央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1936年2月8日还特地请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廖承志、曾钟圣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性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曾中生的遇害,是党和革命事业的一个巨大损失,也是张国焘在长征中犯下的又一大罪行。

历史是公正的,真理不会因时间的久远而模糊。1945年,中共中央彻底为曾中生平反昭雪。1988年10月,他又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共和国的33位军事家之一。曾中生,“用他毕生的革命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对党赤胆忠心,刻苦工作,敢于同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和斗争的爱憎分明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曾中生,这位屡破强敌、理论精深的罕见军事奇才,永远为历史铭记;这位献身真理、忠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为党和人民深深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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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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