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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的贵人

核心提示: 胡适夫妇对他和袁震有多大的帮助,吴晗自己心知肚明。殊不知,50年代的吴晗,已经不是学界中人,他在当时承受的压力并不大,而学界中的顾颉刚、罗尔纲、俞平伯等胡适的学生却承受着天大的压力。同样是胡适的学生千家驹,此时是国家工商局副局长,没人给他压力写批判胡适的文章。

说胡适是吴晗的贵人,毫不为过。胡适执掌中国公学时,吴晗是胡适班上的学生。他学期期末的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得到胡适赏识,卖给了大东书局,得稿费八十元,这对家境贫穷的吴晗无异于雪中送炭。

后来,胡适因为“人权与约法”论争,受国民党的压迫,回到北大教书。吴晗也凭借着八十元稿费来北平生活。这期间,他写了《胡应麟年谱》,再次得胡适赏识,这一时期,经济困窘的吴晗再次得到胡适的帮助。在给小学老师杨志冰的信中,他写道:“生本届投考北大清华二校,一摈一取……在清大校内,谋事极为不易……犹记月前往晤适之师时……曾询生以需钱用否,如欲用钱,彼言时,即手取钱袋,欲以相授。”

此后,胡适更是给当时的清华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两位写信,希望两位帮助吴晗。信中写道:“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底很好……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

收到胡适这封信后,翁文灏让张子高与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商量一下,拟出一个办法。吴晗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史学系助教的职位。入学后,历史系蒋廷黻约见他,建议他研究明史,为此,吴晗写信征求胡适意见,胡适大力支持。

吴晗最终听取了胡适的意见,终成明史研究的知名学者。除此之外,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也帮过吴晗夫妇大忙。据罗尔纲回忆:“抗日战争那年,我们到了天津候船南归。江冬秀师母也到了天津住在周家。周家是一个大公馆。吴晗叫我带他去向江冬秀师母借钱去云南大学做教授。他说要借300元。我说100元就够了,为什么要这样多。他说要多借200元,留给袁震在北平应用。我带他去见师母,照说了,江冬秀师母立即转身回房间去取了300元给吴晗说:‘我送给你。’我还不曾见过家庭主妇如此大方哩。”

吴晗到了云南教书后,思想日益转变,在政治思想方面开始与胡适格格不入。抗战胜利后,吴晗也曾攻击胡适。1946年12月1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叶丁易君来访,在吴晗宅共餐。吴氏夫妇攻击胡适之及傅斯年甚力。”吴晗为何在当时攻击胡适与傅斯年呢?原因很简单,当时,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胡适与傅斯年都去参加会议,表达了对当时国民政府的道义支持。对此吴晗自然不认同。

谢泳写过一篇《不骂帮助过自己的人》,举了政学两界的例子,其中说到翁文灏。上世纪30年代翁出了车祸,蒋介石指示全力以赴抢救,终使他转危为安。50年代,翁文灏回大陆,需要写检讨,人家让他痛骂蒋,这就难倒了翁文灏。因为他对帮助过自己的人,骂不出来。

与前辈比起来,吴晗无疑在境界上差了一些。胡适夫妇对他和袁震有多大的帮助,吴晗自己心知肚明。但是仅仅因为胡适的政见与他不同,吴晗就对恩师大肆攻击,未免有失忠厚。

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吴晗说:“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攻击帮助过自己的恩师,恐怕就不是气度不气度的问题了。当然,可能有人要举上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吴晗保持可贵的沉默来证明他的人品。殊不知,50年代的吴晗,已经不是学界中人,他在当时承受的压力并不大,而学界中的顾颉刚、罗尔纲、俞平伯等胡适的学生却承受着天大的压力。同样是胡适的学生千家驹,此时是国家工商局副局长,没人给他压力写批判胡适的文章。而此时的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谁敢让他去写批判胡适的文章呢?“文革”中,吴晗墙倒众人推,有人质问他为何在1954年不批判胡适,他“推说是因为参加政府工作,工作繁忙的缘故”。其实,倘若让吴晗与罗尔纲易地而处,恐怕他也会写批判胡适的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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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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