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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中共中央曾筹划移驻邯郸

核心提示: 1947年3月,面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及时作出向“太行”转移的重大决定,并立即开始行动。

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旧址,位于邯郸城西60公里外武安市冶陶镇。

1947年2月,蒋介石在撕毁重庆和谈协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后,调集70余万大军,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并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1947年3月25日至30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发出《关于中直、军直向太行转移的两个方案的指示》等文电,并迅速成立中央工委,率领中央机关向太行转移。这里所说的“太行”,即晋冀鲁豫边区首府邯郸市西部涉县、武安一带的太行区。

中共中央一分为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双十协定》。但是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仅保持了几个月,第二年6月,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全面内战爆发。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亲赴西安,确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具体部署。3月31日,由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为主要指挥,国民党军34个旅、25万人和100架飞机,向延安进犯。1947年3月16日,毛泽东根据战局的进展情况,签署了保卫延安的命令。经过与敌人六天六夜的激战,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

在撤离延安前夕,毛泽东就决定留在陕北。

3月25日,毛泽东到达子长县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会合,举行中央书记会议,作出决定: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但必须掩护中央机关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时,连续发出《关于掩护中央机关安全问题的指示》、《关于中直、军直向太行转移的两个方案的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共中央机关向太行转移”的计划。

3月29日、30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立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开展中央所委托的工作。及后,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率领中央和中央军委大部分机构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中央工委转移“太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提出了选择适当地点作为指挥部的问题,先后选址承德、淮阴、太行。

选址承德。从1945年8月开始,中共中央在延安连续召开会议,酝酿中共中央向华北的战略转移问题,形成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作出了中共中央向承德作战略转移的决策。但是,由于东北形势的急剧变化,便果断改变了这一原有计划。

选址淮阴。1945年10月,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国共两党于1946年1月10日颁布停战令。1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实施政协会议,再次提出中共中央迁址问题。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说:“中共中央准备到清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来回跑。”然而不久,国民党便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并散布“武力收复苏北”的言论,中共中央南迁淮阴的计划随即被取消。

选址太行。1947年3月,面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及时作出向“太行”转移的重大决定,并立即开始行动。1946年4月4日,刘少奇、朱德就关于中央机关人员转移的安排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称:“从延安出发,中直、军直共五千五百人,留河西者七百人。”“现决定留晋西北及少数去五台工作者约一千人,决定去太行者三千八百人,第一批行军走三千人,其余陆续走。”“路线决定经五台前进……四月底才能过路。”

4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及其人员分配的通知》。在中央工委领导下,中组部、中宣部、解放报社、社会部、政治部、青委、徐特立文教工作团、三局一部、中央机要处一部、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一部、总卫生部一部、杨家岭行政处及军委供给部各一部,“以上均由安子文负责率领,经五台直去太行,沿途由晋绥、晋察冀及太行派队接送。”

为什么会选择“太行”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重大战略转移中为什么会选择“太行”?这是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太行在各解放区中的突出优势和特殊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是“扼太行者扼天下”的战略地位。1937年11月,129师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会议,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出席了会议。会上,“扼太行者得天下”,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得到了一致赞同。

太行山是中原的屏障,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抗击装备优势的日军,谋取中原,首先要在太行山站往脚,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然后再向平原发展。

其次是全国最大的根据地。晋冀鲁豫解放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4个行政区190多个县,占地面积23万平方公里,人口3600多万,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国最大最稳固的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在这里负责党政军全面工作,大力发展经济,使边区特别是太行区成为当时经济实力最雄厚的根据地。

第三是英勇善战的刘邓大军。八路军129师九千将士入太行,到抗战胜利时,发展到30万正规军,40万地方部队,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

第四是稳定巩固的中心城市。抗日战争时期,邯郸成为平汉铁路上的一个战略要点,联结晋冀鲁豫四省的交通贸易枢纽,也是日军对冀南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1946年3月初,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冀鲁豫军区等党政军机关,为实现由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领导乡村的战略转变,决定走出深山,并相继迁驻邯郸。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预见到不久的将来,全国大中城市将相继解放,接管城市的工作势在必行,于是有意在邯郸探索城市管理工作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指导实践城市接管工作,并请中共中央从延安等地调入大批政治素质高、有文化、有管理经验的干部充实到邯郸市的各级领导班子中,很快成为邯郸城市工作的骨干力量。随着战局向南方推进,邯郸派出数以千计的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城市,将这些成熟经验向全国推广,邯郸市成为了当时华北解放区最有影响的红色首府与行政中心之一。

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

1947年4月16日,中央工委离开晋绥边区临县三交镇,刘少奇、朱德乘车前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率领中央机关队伍随后跟进,经兴县、静乐、宁武、原平、五台等地,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城南庄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军区等领导机关所在地。

当时,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正在平山县封城村指挥正太战役作战,5月3日,刘少奇、朱德来到这里,与聂荣臻等会面,并参加在这里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干部会议。在封城,安子文提出“晋冀鲁豫解放区什么地方安置工委这一摊,让我们如何走。”这时,晋察冀领导提出,他们地区存在许多问题,如何打仗问题,石门还没有解放,张家口又失守及土改问题等,极力挽留中央工委。

根据晋察冀边区领导的请求,5月10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建议改变原去太行的计划,中央工委留驻在平山。中共中央于当日复电:“完全同意中央工委及工委机关留在晋察冀工作一个时期,以便能够帮助中央局解决各项问题。”

经过反复勘察研究讨论,最后选定平山县西柏坡作为中央工委驻地。中央工委移驻西柏坡,为后来中共中央移驻这里,从而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定于西柏坡奠定了基础,为中共中央指挥战略大决战选择了一个理想的指挥部。

(据《邯郸晚报》 中共邯郸市委党史研究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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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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