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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

核心提示: 特别是反对大包干到户,认为大包干是两包一脚蹬(踢),生产队一点把柄也没有了,农民就会失去控制。到1983年,全国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5%以上。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取得突破的,大包干堪称中国改革的开篇之作。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重大战略部署。曾担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生前撰文回顾了安徽农业大包干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安徽省滁县地区工作。1977年春,地委组织调查写出130多篇调查报告,并向省委写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列举“左”的错误许多表现,提出端正和落实农村政策的意见。

1977年6月,中央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万里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7月,万里看到滁县地委的报告后,当即批示:“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报告所提意见,可供各地参考。”在滁县地委报告和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六条》强调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可以组织作业组,适合个人干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减轻社员和社队负担;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兼顾三者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随着《六条》的贯彻,农村政策的放宽,群众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一些地方偷偷搞起联系产量责任制,实际上揭开了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序幕,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钟声。

万里为“秘密武器”护法

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9月初,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地委充分发扬民主,让公社干部把心里话讲出来。结果,来安和天长县的一些公社书记把他们称之为“秘密武器”的三个典型介绍了出来:

第一个典型是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1978年春把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大旱之年粮食产量由上年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第二个典型是天长县新街公社,1978年春公社决定把棉花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减产赔偿。大旱之年棉花亩产较上年增产近九成。第三个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把全年粮、油、棉和猪、禽、蛋等生产指标,分解成100分,年终时对基层干部按实绩进行奖罚,大旱之年生产全面增产。这些办法在当时尚属“禁区”,被称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实行。

万里同志对这三个典型非常重视,通知地委可以在全区进行试点。为此滁县地委发了96号文件,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进行试点。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社队争当试点。随后,一些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组。到1979年3月底,滁县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已近七成。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张浩写的读者来信,并加了编者按,标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编者按则提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田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这对双包到组后正在忙春耕的皖东农民来说无疑是泼了一瓢冷水,引起很大的震动。针对干部群众思想上出现的波动,地委及时向各县发出电话通知,明确指出:“当前正值春耕春播大忙季节,各种形式责任制一律稳定下来,不要变来变去,延误农时”,“各种形式责任制是地委同意试验的,如果错了,完全由地委负责”。

万里于3月16日来到滁县地区。他说,“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靠实践来检验”,“产量上不去,农民秋后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的”,“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大包干在安徽省报上户口

随着双包到组的发展,也出现了一部分生产队暗中搞了包产到户。1978年秋后,凤阳县搞包产到组,小岗生产队先划为4个作业组,干不好,又分成8个,还是合不拢,经干部社员商议,干脆搞个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如果因为土地包到户,干部出了事,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1978年底,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就在小岗诞生了。

大包干到户是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后来,在国家农委领导人杜润领导下,经有关理论工作者研究论证,认为大包干承包制实现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而农民通过承包则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即经营权,农民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集体和农户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承包合同来实现。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1979年实践的结果,小岗生产队粮食产量达到13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人均收入增长6倍。从1957年起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任务,分别超过6倍和80倍。

在1980年初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我作了《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发言,并要求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1月11日万里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准。”大包干责任制终于在安徽省报上了户口。但这个户口是地方户口,只能在安徽省通行。

邓小平讲话成为挡箭牌

1980年2月下旬,万里离开安徽,调中央工作后,风云突变,围绕大包干到户的争论在全省乃至全国展开。

1980年从3月底到8月中旬,省委连续召开了蚌埠、芜湖、巢湖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些会上,省委个别领导给双包到户扣上“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大帽子。特别是反对大包干到户,认为大包干是两包一脚蹬(踢),生产队一点把柄也没有了,农民就会失去控制。

就在这关键时刻,在巢湖会议上省委领导给我看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了面貌。”

我迅速向各县委书记传达。滁县地区的大包干责任制,迅猛发展,继续破浪前进。

1980年8月份在省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由于受蚌埠、芜湖、巢湖会议的影响,会议基本上是“一边倒”,形成了对“双包到户”的围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列举了来安、定远、凤阳等县实地调查的数字,说明增产最高的是双包到户,次之是双包到组。我恳切要求,由于滁县地区“双包到户”的面很大,而且还在发展,实践证明是能够增产的,希望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那就请上级正式发个文件,进行纠正。不要像现在这样,今天这里批,明天那里批,施加压力搞得人心惶惶,整天提心吊胆。我已准备被撤职,但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

由于分歧很大,最后省委书记处书记顾卓新建议把小平同志那篇谈话念一遍,作为会议总结。

家庭承包制正式载入国家宪法

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争论很大,发生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由于邓小平已经讲话,终于在中央委托国家农委由杜润生领导起草的代拟稿基础上形成共识。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虽然还只是依存于社会主义,但是“双包到户”终在中央文件上列上了一个户头。

1981年8月19日,国家农委召开会议为中央起草文件,我应邀参加。在讨论文件框架时,我再次要求为大包干报个全国户口。1982年开始。中共中央连续5年每年都发一个有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终于率先在农村突破。到1983年,全国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5%以上。1991年,党的十二届八中全会,强调把家庭承包制“作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1993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把家庭承包制正式载入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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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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