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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个元旦 老百姓不习惯

核心提示: 民国元年新政府成立的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颁布了命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但在普通百姓的心中,这仍然是“官家的新年”,凑的也只是官家的热闹。(摘自《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 颜浩/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一个元旦“寂静无声”

1913年的癸丑春节,已是这一年里的第二个“新年”了。一个多月前,中华民国刚刚庆祝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在老百姓的口中,它被称为“新新年”,以区别于传统春节的“旧新年”。原本该腊月二十三就封印的官府,在“旧新年”里遵命如常办公;但在“新新年”那一日,则好好地热闹了一番:“北京自总统府国务院以下,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相与悬旗结彩,脱帽鞠躬,欢呼民国万岁者,何等兴高采烈。此数日间,大总统对于开国元勋,必有加恩命令,或则优赏,或则晋封,以粉饰此元旦纪念大典”。

南北统一,政府北迁,又适逢新年,原本应该大张旗鼓地庆贺,可奇怪的是,北京城里并无多少过节的气氛。除了少数店铺门前换了春联,普通人家的日子一如往常。临近腊月了,北京人想的是随后而来的“忙年”,根本没有将官府定下的“新新年”放在眼里。

曹汝霖1913年元旦庆典时正在北京,并随同几个议员到总统府贺年,感受了一回握手、合影、签名的民主礼仪。据他的回忆,之所以这个元旦在北京显得格外冷清,皆源于老百姓对新政的误解:“因内政部令警察总厅,晓谕人民,从今年起改用阳历,家户店铺应换春联,旧历除夕元旦不许放鞭炮等云,人民误会,以为改了政体,不许再放鞭炮,故元旦寂静无声,不若往年之热闹也”。不过,与之后旧历新年一如既往的繁华场景相比,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元旦,过得确实有些灰头土脸。

孙中山坚持不改阳历不就职

朝代更迭的重要标志便是改元改历,只是中华民国的方式有些不同,改的不是皇帝的年号,而是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历法。民国元年新政府成立的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颁布了命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中山的解释是,废除皇帝年号,改用中华民国的国号纪年,既强调了新国家的共和体制,也便于百姓记忆。援引阳历则是为了“世界大同”,便于与西方国家的商贸和外交往来。废止阴历的理由也很充分,“预算年度,减少岁闰麻烦”。

但孙中山的呼吁并未得到一致的认可。在12月31日的各省代表会议上,关于“颁定国历”的议题讨论中,代表孙中山出席的黄兴提议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元,“以新天下耳目”,然而“代表中多有主张维持旧历者”。经过几番辩论,孙中山依旧坚持,并威胁不通过该决议,便不到南京就职,“一时颇成僵局。最后以此在代表会议中讨论,始获通过;那天正是阳历1911年的除夕,讨论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并请即莅京就职”。

“官历”“民历”的较量

1913年第一个元旦过后,《大公报》曾就“官厅热闹、民间冷清”的场景发出感慨:“今年之新年,只可谓之官国二年,不可谓之民国二年。以庆贺者只有官场,于人民无与也”。由于民国政府的极力提倡,曾经“于人民无与”的元旦,确实一年比一年热闹了起来。在北京,每到元旦日,总统府门前便会张灯结彩,前门东西车站缀满电灯,放假的男女老幼结伴出游,东安市场里人山人海。上海南京路的商铺在元旦也一律高悬国旗,停市休息。向来作为官府礼仪之用的贺年片,也慢慢地成为了上海民间互致问候的新年礼物。但在普通百姓的心中,这仍然是“官家的新年”,凑的也只是官家的热闹。正如民间通称阳历为“官历”,阴历为“民历”,官派与民俗的分野,或许就是新历始终难以取得完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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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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