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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海上力量缘何称雄东方海域?(2)

核心提示: 15世纪后半叶,即明代成、弘年间,中国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白银货币化开始全面铺开的同时,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从那时开始,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

 

晚明中国在海上再度辉煌,17世纪是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黄金时期

长期以来有一种传统看法是,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实行海禁,中国人由此在海上退缩,从而丧失了海洋发展的机遇,到西方航海东来时,中国已落后于西方了。这样的思维定式,来自于西方近代霸权话语,却极大地忽略了一个历史基本事实:晚明中国在海上有一个再度辉煌——17世纪中国海上力量曾称雄东方海上。

明朝私人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引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同时也导致了嘉靖年间海上国际贸易争夺战以倭寇为形式的爆发。嘉靖末年基本平息倭乱后,明朝海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标志着制度的变迁。朝贡贸易模式衰退,开启了两种新的海外贸易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虽然经历了诸多曲折,但是,前者标志中国海商出洋贸易的合法化,从而孕育了海商集团迅速崛起;后者标志澳门作为广州外港成为中外贸易的窗口,引进外商经营,葡萄牙人入居及其合法化,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贸易模式的转变使得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正式开创运行。

从整体高度来看待晚明中国海上力量,晚明海上场域突显了与此前国家航海为主的不同。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加速发展,海上贸易的主体——民间海商集团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以福建郑氏海商集团为典型代表。接受招抚,意味着郑芝龙完成了从海寇到明朝官员的身份转换,作为海商集团代表跻身于明朝政治,成为统治层中海商的政治首领和代言人。这是晚明政治变迁的典型范例。海商在政治领域营造了自己的地位,标志着明朝官方对于海商的认可和海商对于国家的认同。面对海上的无序,重建秩序成为官商共同的利益所在。崇祯初年重建海上秩序,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内平海盗与外逐“红夷”(即荷兰人)。 全球化开端,海上是国际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国与西方的博弈首先是海上力量的竞争。作为世界最重要也最具竞争性的海上场域之一,明末中国海上力量重新整合,官、商、民通力合作,平息了东南海上乱象,实现了海上秩序的重建。在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的时候,中国海上力量与西方扩张势力在海上正面交锋,迎击并挫败了当时最强的海上势力——西方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中国在博弈中胜出,郑成功掌握控海权,收复了台湾。意大利历史教授白蒂对其的评价是:“独霸远东海上。”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当时的西方并没有拥有海上霸权,17世纪是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黄金时期。

晚明中国走向全球,进入与世界同步的近代趋向性发展历程。中国海商经历了身份转换,中国海上力量则经历了重新整合,整合后的中国海上力量在与西方海上势力的博弈中胜出。这里还有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发生于崇祯十年(1637年)的英国船舰闯入虎门事件,这是中英的第一次直接碰撞事件。经笔者根据参与事件的中、英、葡三方面档案和当事人日记的考证,证实了当时英国从海上以武力打入中国的企图,以失败告终;英国人当时心服口服地答应离开,永不再来。说明直至17世纪中叶,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对于明朝中国显然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同时证明了明朝对于海上控制的能力,也印证了在当时中西海上实力对比中,明代中国仍具有明显优势。我们不应忘记,西方从海上打破中国的大门,是发生在两个世纪之后的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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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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