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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为何称“梁启超与杨度人各有志不相强”?(2)

核心提示: 杨度看梁启超不愿帮忙,但是舆论先行时不可待,就自己亲自动笔,于当年4月赶写出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内史夏寿田转呈总统袁世凯。在杨度与袁克定积极筹划帝制之时,梁启超则正千方百计地劝阻袁大总统千万不能改变国体。

 

梁启超对袁“彻底失望”

这时,进步党人徐佛苏、于世铎等上书袁世凯,请其明令废弃共和,改行帝制。袁则令夏寿田转告杨度,授意他们网罗一批“名流”,组成一个学术团体来制造舆论,试探全国各界的反应。袁感到,此等大事不宜操之过急,需要慢慢来才能有回旋余地,如果杨度出面,那么世人马上就看出是袁的本意。杨度一直抱有成为“帝王师”的美梦,觉得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自己不出面岂不遗憾,所以等不及袁世凯的同意,就出来操办组织筹安会了。

所谓筹安会,其实就是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实则是伪造民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5年8月14日,所谓的“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发表联合通电,宣告筹安会成立。

梁启超再也无法坐住,于一个星期后写成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成为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号角。正如蔡锷所说:“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从此,舆论就由袁派导演的帝制论逐步转向了反对帝制保护共和的浪潮。梁启超后来这样谈及当时的写作心情:

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言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当时梁启超对袁世凯还存有希望,曾手抄了一份送交大总统一阅,想进一步劝阻袁世凯走向危险之路。袁见到此文后大惊,决心阻止梁发表此文,先派人带了二十万元给梁,说十万是作为给梁父亲祝寿的贺金,十万是供他出国考察的旅费,但文章就不要发表了。梁对此婉言拒绝。

袁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人威胁梁说:你已亡命日本十几年,受苦还不够多吗,何必还要自苦呢。这步棋实在是大大的败笔,他不明白梁启超是多年流亡的国士,岂会因压力屈服就范。这事进一步得罪了梁,使他对袁彻底失望,看清了袁的真实面目。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杨度想拉一些名流组建“筹安会”,第一大要务就是引导舆论,这方面当然首推梁启超。

他上次宴请梁被拒后并不死心,仍千方百计请梁加入,做发起人之一。当初,袁世凯授意进步党人徐佛苏、于世铎等组织学术团体,就是要他们促使梁启超出马。请梁吃饭已碰钉子,杨度只得请与梁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去天津动员梁。

两人到天津见梁之后,还未谈清来意,梁启超就拿出《异哉》一文请他们过目。两人看了也很吃惊,希望梁别把话说绝,将来进步党恐怕没有回旋余地。

梁启超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杨度,称:“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打发两人带上亲笔信回复杨度。

梁启超的这封信表示:与杨度从政治上划清界限,但仍保持私交不变。杨度得到此信后,又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也是梁最信任的弟子蔡锷,请他出面前往天津劝说梁,想替袁世凯打个圆场。

其实,蔡锷到京后,来往于梁处十分频繁,师生间早就十分默契。他知道,梁是劝不回来的,但杨度也是密切的知交,难以拒绝,只得打着受杨之命的旗号前往天津拜访老师。这次访问,其实成了他们共商如何策划反袁起义的重要会晤。梁启超为爱徒确定的方针是:我来公开出面反对帝制,争取在舆论上占领制高点,因为袁正在收买人心之际,不敢对我怎样。但你是军事实力派,要注意“韬晦”,千万别引起袁的怀疑,今后才能秘密图谋起义之策略。梁后来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说道:

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于是,蔡锷返京回复杨度,称:“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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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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