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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红旗”往事(2)

核心提示: 那个夜晚,我久久不能入睡,一直在想岳父与“红旗”的往事,从过去的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极珍惜那时人们之间的感情,而我们这些后来续写“红旗”故事的晚辈同样珍惜与俄罗斯艺术家的友谊,然而正如大自然的时序更替,春天的泥泞冬天的雪,生活中什么事都会发生,即使发生如此惨痛的悲剧,对于从炮...

(三)

回到北京,岳父饶有兴趣地听我讲述访俄见闻。当他得知我们未能观看红旗歌舞团的演出时,脸上流露出一种遗憾甚至有些失望的神色,而当他听到我们去墓地看望了亚历山大罗夫父子,还有一些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来观看我们的演出,其中有两位在1952年来过中国的老艺术家专门创作了一首歌颂中俄友谊的新歌时,脸上顿时有了笑容,精神头儿一下子就亢奋起来,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奥秘,让他即将关闭的记忆之门又慢慢地开启了,虽然说话已显得十分吃力,有些断断续续,但他却表现出一种愉快的神情,回忆红旗歌舞团首次访华最后一场演出的盛况。

那是1953年1月8日,刚刚过了小寒节气的第三天。

在素有冰城之称的哈尔滨市,天出奇的冷,可以说是滴水成冰,但整座城市又充满着热烈的气氛。因为在这一天,红旗歌舞团要为他们的首次访华作最后的演出,哈市各界群众都不愿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但又无奈剧场的容纳有限,经与俄方协商,决定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加演一场,因为下午早就安排红旗歌舞团观看哈市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东北地域特色的文艺演出,也是表达中国艺术家们向俄罗斯同行们答谢和道别的深情厚谊。在演出结束后,岳父又陪同红旗歌舞团合唱队队长康·维诺格拉托夫中校、舞蹈组组长彼·维尔斯基中校与当地的中国艺术家们座谈,实际是请两位曾获得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称号和斯大林文艺奖金的大师给我们地方文艺团体的业务骨干作辅导。

据岳父的记忆,红旗歌舞团一路走来,除了每到一地的演出,还先后观摩了豫剧《新花木兰》、歌剧《白毛女》、沪剧《罗汉钱》、潮州戏《凤仪亭》等各具特色的传统戏和现代戏。每看一部戏,俄罗斯的艺术家们都要参加类似的座谈会,从艺术上对我们演出的剧目、节目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客观的评论。在北京,总政专门举行了全军专业文艺工作者大会,请鲍里斯·亚历山大罗夫团长就红旗歌舞团的光荣历史和创新发展作了专题报告。维诺格拉托夫和维尔斯基受团长委托,还与我军全程伴随学习队辅导谈话十多次,而每次都不少于三个小时。他们俩还与我军艺术家座谈了七八次,主要是介绍红旗歌舞团的演出和创作经验,而关于军旅歌舞的民族风格问题、创作中的人民性问题、创造艺术形象的问题,则是每次座谈涉及最多也是最主要的话题。维诺格拉托夫专门就歌曲创作、合唱艺术、指挥乐队的训练、演奏,以及对他们演出的节目进行具体分析和辅导。维尔斯基则给中国军队的舞蹈同行介绍《马刀舞》《俄罗斯舞》的创作方法,回答了许多有关舞蹈编导的问题。岳父告诉我,他亲眼目睹了当时两军艺术家结成帮学对子的感人场景,尤其是“洋老师”充满了热情而且是一丝不苟、不知疲倦、毫无保留地帮助中国学生,给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当晚8点,在东北农学院华丽剧场拉开了红旗歌舞团首次访华最后一场演出的大幕。

岳父早早地就在楼上找了一个位子坐好,安静地观看这场珍贵的告别演出。从开始到结束,演出的高潮此起彼伏,观众的喝彩始终热烈不断,每一个节目最少返场一次,而小合唱《回声》竟返场四次之多。这首著名的双重四声部男女混声无伴奏合唱曲,创作于16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奥兰多·拉索采用主调和声的手法,通过力度强弱的对比,不同和弦色彩和调式色彩的变化,尽情描绘了空旷宁静的山谷回声。舞台上歌唱家们优美和谐的音色和生动细腻的表演,更是形象地描绘出了一群青年在山谷中与回声互相回答的情景。岳父清楚地记得,当时剧场里安静极了,好像每个观众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愉悦和乐趣,当歌声停止时,剧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这让红旗歌舞团的老团长亚历山大罗夫激动不已,他坦率而又不无幽默地告诉中国观众,据说1938年,在巴黎演出这个曲目时连续唱了三遍。也许我的学问和经历不够,还没有听说哪一个国家,在同一个舞台上同一个节目连续表演四次。老团长的话音尚未落地,剧场里又响起了更为猛烈的掌声。在这天寒地冻的北国冰城,当晚气温降至零下30多度,但人们的热情就像隆冬里的烈火一样炽热。

次日上午,也就是1月9日上午10点。岳父陪同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登上北去的列车。

欢送的群众一直从下榻的交际处排到火车站。在严寒中,人头攒动,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似乎寒冷对人们丝毫没有影响。

列车拉响了汽笛,喷吐着一团团白色的蒸汽,在欢呼声中徐徐离开哈尔滨。最后的时刻,也是人们最不愿看到的那个告别的时刻还是来到了。

1月10日,红旗歌舞团结束在中国的访问回国。岳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载着客人和主人的两列专车,驶抵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隆冬的原野,冰天雪地,一片白花花,严寒的空气,纯净而温馨。在餐车上举行了送别宴会。下午5时,分别的时刻到了,车站的大厅里,两国的同志们一再长时间地拥抱。先是苏联女同志发出嘤嘤的泣声,随后,男同志也都哭起来,一位上了年纪的男演员,竟像孩子似的,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哭得十分伤心。对面奥得堡开来的机车,汽笛发出尖厉的鸣叫声。人们又一次长时间地拥抱,然后擦着眼泪分开。”

尘封已久的往事,一旦打开记忆的闸门,就会因为奔涌的势头过猛而让人有些猝不及防。

岳父说到这里,额头上已渗出汗珠,情绪波动很大,语速更慢了,表达也有些不连贯了。我和宛柳见此状况,赶忙给老人送上一杯茶水,想调整舒缓一下他的心情,把思绪从历史的激情中转回到平静的现实中来。

在这之后,岳父的病情逐步加重,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与人交流的障碍越来越大了。每当有一些老战友去医院探望他时,他只能睁开双眼看着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曾是华野九纵老战友的迟浩田同志去看望他时,站在病床前握着他的手,给他唱了一首“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抗日战歌,岳父的嘴角不时地有一些抽搐,眼角滚落出大颗大颗的泪珠。见此情景,我和宛柳都会感到心里有一种特别的酸楚甚至是隐隐作痛,再也没有可能与岳父重提那段铭刻在他心底而还没有讲完的“红旗”故事了。

(四)

2015年的深秋,我的岳父终因病重而离开了我们。

那一年,俄罗斯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再一次来华参加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虽说今天的中国观众对“红旗”已不陌生,甚至对他们演出的保留节目都能如数家珍。但能了解红旗歌舞团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大江南北巡回演出的盛况又有多少呢?当时观看过演出的青年,到现在也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而我们这些在那一年刚刚出生的人,如今也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在这些日子里,我在整理岳父的遗物时,第一次读到他日记中关于陪同红旗歌舞团访华的往事,虽然其中的好多内容并不陌生,但我好像仍有一种更深彻的感悟,岳父没有结尾的“红旗”故事,看起来是纯属个人原因的偶然,但是否又蕴藏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呢?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艺术团一次访华演出时间近两个月之久,又有哪个国家的同一个艺术团在6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到同一个国家访问演出达十次之多,并受到同一个国家历任最高领导人观看演出的礼遇,唯有“红旗”得此殊荣!这个纯属个人记忆的故事片断,是否又有着某些国家叙事的意义呢?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岳父走了一年之后,载有红旗歌舞团部分演职人员的飞机突然在黑海上空失事。噩耗传来,我感到特别的心痛,那么多卓越的艺术家一下子就没了,对俄罗斯军队是多么大的损失,对于罹难艺术家的亲人们和一直深爱着红旗歌舞团的老朋友们又将造成怎样的伤痛。正如亚历山大罗夫已成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一个标志一样,红旗歌舞团在这个英雄国度军民的心中早已成为一面引领时代的精神旗帜。那个夜晚,我久久不能入睡,一直在想岳父与“红旗”的往事,从过去的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极珍惜那时人们之间的感情,而我们这些后来续写“红旗”故事的晚辈同样珍惜与俄罗斯艺术家的友谊,然而正如大自然的时序更替,春天的泥泞冬天的雪,生活中什么事都会发生,即使发生如此惨痛的悲剧,对于从炮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红旗歌舞团一定会化悲痛为力量,无论是过去的艰难险阻,还是现在的天灾人祸,都磨灭不了他们的艺术光辉,绚丽的“红旗”一定会永远飘扬。

当又一个新年到来的时候,他们果真不负中俄两国人民的厚望,在万众瞩目和热切期盼中,迈着矫健的步伐,高擎着鲜红的旗帜,又一次来到北京。这是红旗歌舞团“黑海空难”之后的首次出访,也是以全新的阵容向全世界的第一次“亮相”!我和宛柳商定,不能错过了这个宝贵的机遇,一定要去看“红旗”,想必岳父的在天之灵与那些在黑海上空罹难的“红旗”之魂早已相聚,他们也一定会去看“红旗”,一起聆听那些早已融入了他们生命并浸透着铁血燃烧着火焰的铿锵旋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原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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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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