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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份“中央1号文件”揭秘

核心提示: 当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获得通过后,杜润生建议将这个文件安排在新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和全国重视。这一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初步说明了 “包产到户”不姓“资”,并强调要进一步注重放宽农村政策。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日前下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个 “中央一号文件”是怎样诞生的呢? 

文件局限 

1981年7月31日,胡耀邦阅批了一期 《国内动态清样》,并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的万里说:“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 ‘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 (指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在此前的7月18日,杜润生曾向万里汇报农村工作,万里也提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已被群众实践突破,要考虑制订新的文件。 ” 

中央75号文件,是1980年4月2日和5月31日根据邓小平同志两次肯定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谈话,于9月14日至22日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制订的。但当时农村改革刚刚开始,“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其它“就有不同意见”,没能执行。在杜润生向万里汇报时,万里还对杜润生说,中央75号文件中的有些内容也给极 “左”的人和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比如说“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农业改革在一些地区还存在人为障碍。 

当面争论 

1981年8月4日,胡耀邦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并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继续放宽问题,要求文件能于11月上旬提交中央拟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 

1981年9月上旬,国务院领导布置国家农委召开安徽、浙江、黑龙江、贵州等省农口负责人和滁县、嘉兴等地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文件起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滁县和农业部的同志发生激烈争论。当时,全国各地“包产到户”的队已占32%,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下一步该怎么办?一种主张是维持中央75号文件的框子,不再扩展;一种则主张只要农民愿意,就不要限制其发展。这一争论,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是“包产到户”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1981年10月4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都到会参加。期间,中央书记处在10月12日还专门接见了会议代表,一起讨论了文件草稿。在讨论中,胡耀邦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时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与“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没有变,只是“包”给农民,而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最后,文件草稿由各省带回去,经过省里讨论,并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 

元旦发布 

1981年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意见稿,并定名为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获得通过后,杜润生建议将这个文件安排在新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和全国重视。胡耀邦当即表示赞同,胡耀邦随后签发了这个文件。这样,“中发 [1982]1号”文件便诞生了。 

这一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初步说明了 “包产到户”不姓“资”,并强调要进一步注重放宽农村政策。当时农民称中央的“1号文件”好比让他们吃了一颗“顺心丸”。这个文件发布后,到11月统计,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 198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1.2%。以后连续五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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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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