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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山西的禁烟

核心提示: 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的禁烟备忘录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1936年1月15日出版的第二期《山西据毒月刊》上一则发自太谷的消息《女科犯被捕——粉头低垂泪双流》写道:“驻谷毒品稽查第二路第一队,于十四日下午四时余捕获女科犯一名。该犯系太谷县东北小常村杨姓某之第三妾,身穿粉红色丝布短袄,外套黑缎背心,下穿青缎镶花边棉裤,年二十余,姿色颇佳。在众目之下,粉头低垂,羞泪双流,颇有羞愧之意,倒绑两背,左右及背后有武装稽查跟随,武装稽查后,尚有怀抱皮褥毛毯之家人数名,垂头丧气,紧相追随云。”当时的祁太秧歌编有《劝戒烟》:“家住太谷住城北,自幼儿许配给了念书的,奴男儿把洋烟吃,水里营生懒待做,嫁一个吃洋烟的男人气断奴的肠子。”类似歌谣,全国遍唱。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大名县志》载民谣曰:“鸦片烟,真可恨,上了瘾,倒了运,家中银钱全花尽。破席摆过照尸灯,半截砖头当作枕。发辫锈成一根棍,老婆暗与旁人混。大烟鬼,心中忿,要说打他吧,浑身没有劲;要说杀他吧,刀子卷了刃;再说禀他吧,官府封了印。到此时,常发闷。只落个河中跳。井里奔,亲戚朋友全不问,狗腹以内出了殡。”1931年2月19日,阎锡山在指示太谷县长时特别提及该县现状:“太谷县初以商富,后溺于惰怠,烟赌普遍,田野荒芜。”可见烟害在山西之严重。

从清道光初年,到国民政府成立时,鸦片流毒中国已有百年。为此,民众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非敌国外患所同日而语,其结果导致国家的政治腐败,经济凋蔽,军事孱弱,外交昏聩。从宫廷到民间,到处迷雾缭绕。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记载:“内廷凡遇庆节演戏,召王大臣入座听戏者,时间以六小时为限。王大臣之有烟癖者,瘾发辄不自禁,内监乃得因以为利,度其瘾将发,即送茶一杯至,媵以烟泡三枚。犒赏之额,视官缺之肥瘠为等差,自十金至百金不等。光绪庚辰,俄人以索还伊犁事,几启衅。于时办理海防,召固原提督雷正绾入卫,驻山海关。雷抵都,适孝钦万寿,得拜入座听戏之命。雷烟瘾极大,闻命深以为忧,乃浼人与内监商明,每小时必送茶一杯,每日六茶,每茶索犒千金,雷不得已从之。计听戏三日,而茶赏乃至一万八千金,都下谓为第一阔烟茶也。”徐珂《呻余放言》云:“山右之太谷、介休、祁县多富室,而男丁不蕃。相传保富之法,于男子之将届成年者,为其娶妾,并授以鸦片吸具,则为烟色所困,而无用财之他途。于是黄标紫标,绵延弗替,然烟色二者,为伐树之双斧。断丧既甚,生殖力锐减矣。”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一书中,曾描述清末国人吸食鸦片的情形:“中国人一般将鸦片称为洋烟。我的妻子说:‘访问中国家庭时,他们常常向我递上烟枪,妇女们见我拒绝就会表示惊讶,说她们还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抽大烟呢。”郭嵩焘临终遗嘱竟有“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条:“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可见当时国人吸食鸦片之普遍。

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为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在与英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海关税则》中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翌年,民人买食鸦片亦得允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为筹集甲午战争的对日赔款,清廷曾统一对土药实施税厘并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筹集“庚子赔款”,又对洋土药也推行了征收政策,这使信誓旦旦、奔走呼号的禁烟者莫衷一是,不知所措。夏颂莱填词的《何日醒》痛心地写道:“一朝病国人都病,妖烟鸦片进。呜呼吾族尽,四万万人厄运临。饮吾鸩毒迫以兵,还将赔款争。”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清廷实行“禁烟新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初三颁布了禁烟谕令:限种罂粟以净根株,分给牌照以杜新吸,勒限减瘾以苏痼疾,禁止烟馆以清渊薮,清查烟店以资稽察,官制方药以便医治,准设善会以宏劝化,责成官绅以期督进,禁官吸食以端表率,商禁洋药以遏毒源。据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载:“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除连颁谕令,要求各省督抚、将军严厉禁烟外,还制定了各项法律、法规,将禁烟方法、措施具体化。在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清末,全國大部分地区鸦片种植已根株净尽,烟馆已全部关闭,鸦片吸食者显著减少,鸦片进口与销售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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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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