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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西迁

核心提示: 西迁师生员工在艰苦岁月的磨砺中创造了崭新的业绩: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

62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中央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扎根古都西安,为科学发展与西部建设奉献芳华。

62年后,他們中的许多人已长眠于黄土地下,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耄耋老者,拳拳爱国之心却从未褪色。

那是一场怎样的迁徙?这些西迁的老教授,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缘 起

1955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彭康接到一通来自高等教育部的电话。他被告知一个重大决策: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

彼时,朝鲜战争已结束一年多,国家对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做出调整,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紧缩沿海建设,重要工业内迁。交大内迁,正是基于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远离国防前线的考量。

“当时我们开了很多会,白天晚上不间断。校党委关于西迁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交大西迁的精神。”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史维祥当时任交通大学机械系党总支书记。他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况:“学校雷厉风行,彭康校长4月9日向校务委员会和党委常委会通报中央的决定;4月中旬,任梦林总务长和王则茂科长等即赴西安察看及选择校址。”

史维祥说,上海人素来眷恋繁华都市,“所谓‘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要把数千师生员工从繁华舒适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大西北来,现在仍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全校师生还是在最短时间内达成了共识。

1955年5月26日,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全校积极响应。

那是一个炽热的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是所有年轻人心中的至高理想。

“现在很多年轻人问我,你们当时怎么那么伟大,把上海抛开,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87岁的退休教授张娴如当时是交大机械系的一名普通教员,她笑言,“他们可能不了解情况,我们当时是热血青年嘛,那时一动员,大家都是非常积极的。”

当时,许多班级写信、写稿给校刊,表示决心克服困难,迁往西安。交大校刊就曾刊载一篇锅炉41班写的题为《我们向往着西安》的文章:“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繁华的上海差一些,这是事实;初去不习惯,也是必然的事。但这种属于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是一定能被克服的。就像有一些树木,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荣地成长、壮大、成荫。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

现今84岁的退休教授胡奈赛当时还是交大机械系学生,1956年毕业后留校担任物理教研室助教。回想当年的情境,她依然心潮澎湃:“就是要建设国家,到哪里去,那是个最小的问题。”

迁 徙

根据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的部署,1955年至1957年两学年内,全校在上海的2812名学生、1472名教师职工及家属,还有教学器材设备将分批、无损失、安全地迁往西安。

继先遣部队之后,1956年8月10日,千余名西迁的交大师生员工和家属背负行囊,汇集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在锣鼓喧天中,踏上了西去的专列。

当时,乘车师生都持有一张粉色乘车证,正面印有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胡奈赛回忆,当年西迁的专列上,师生们情绪高昂,嘴里不时哼唱着欢快的歌,“那时大家都觉得,未来的生活充满阳光”。

当年,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有16位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占交大教师总数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更是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上的高教拓荒者。为了积极响应迁校号召,心无牵挂地奔赴大西北,他们中的许多人,毅然卖掉交大或上海的原有住房。

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的钟兆琳教授,当年已近花甲,身患多种慢性病,妻子也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提出“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安顿好夫人后,毅然决然只身加入首批西行的队伍中。

在当时西迁的25名教授中,时年38岁的陈学俊是最年轻的一位。1957年临行前,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将自家位于上海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无偿上交上海市房管部门,带着4个孩子随校西迁。

“至今仍有人说起此事,认为我们太亏了,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牯岭路(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但当时我们想,既然要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所牵缠,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计较。”后来成为院士的陈学俊这样解释。

来到西安后,陈学俊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创建了全国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2017年7月,98岁高龄、仍在上班的陈学俊离世,他也是西迁教授中最后离世的一位。

据记载,当时西迁的校工中,年龄最小的赵保林16岁,年龄最大的是校医沈云扉,当年已66岁。曾是旧上海名医的沈云扉再三婉拒校领导的照顾,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身为卫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参不仅带头西迁,还将在上海的私宅无偿提供给学校,作为驻沪办事处。

当然,西迁道路并非处处平坦。1956年以来,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党中央对原来的部署亦有所调整,交大内部也曾发起西迁是否必要的讨论。最后,经过反复分析商议,1957年7月,迁校方案调整,学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小部分留在上海,与上海造船学院及筹办中的南洋工学院合并,作为交大上海部分。

全校再次统一思想,迁校工作继续开展。

到1958年暑期,除造船系、起重系,交大的动力系和机电各系大都陆续迁至西安。全校70%以上的教师、80%以上的学生来到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及全部历史档案,均相继运抵西安。至此,学校西迁宣告顺利完成。

艰 辛

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经济建设相当落后,尚处在“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的年代。最繁华的东大街也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电线杆歪七扭八地立在马路中心。

交大西安新校址位于城墙东南外,在古长安唐兴庆宫旧址南侧。1955年这里被勘察选定时,还是一片麦田,几个果园、几座荒坟点缀其间,乌鸦成群。

1956年9月,开学前后的交大西安校园虽已初具规模,但也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校园看上去仍像一个喧闹的大工地。

史维祥回忆,师生员工刚到西安时正值8月雨季,道路泥泞,泥水沾衣。“学校还在进行基建,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大家形象地称‘下雨水泥路,晴天扬灰路。”他说。

杨延篪教授1929年生于香港,1954年回到交大担任助教。回想当年西迁的艰苦过程,他记忆犹新:“抵达西安时正值大雨,一下车脚就陷进泥里,有很多同学都滑倒了。周围是荒郊,夜晚还能听到狼嚎。”

交大55级学生谈文心回忆:“每天我们踏着铺在烂泥地上的木板到教室上课,必须小心翼翼,谨防滑倒,感到既艰难又新奇;图书馆西南边,是一座用竹子和芦席搭建的草棚大礼堂,泥地上放了好多长条板凳,那是学生听大型报告或观看文艺表演的场所。草棚大礼堂面积很大,又四面透风,冬天礼堂内外温度相同,坐久了腿会发麻,大家都跺起脚来。现在提起草棚大礼堂,仍然倍感亲切。”

从繁华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西安,尽管师生员工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身处其中,仍发现困难比想象的更多、更具体、更实际。特别是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日用品短缺,副食供应匮乏,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与上海相比反差更大。

史维祥说,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许多教师家里已通上煤气管道,而在西安则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做煤块、打煤球。主食吃杂粮,每月给每户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一些日用品如牙粉、灯泡等,有时还要从上海买来,“尽管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如此艰苦,但大家都精神振奋,以苦为乐,决心为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早日恢复交大的教学科研,为建设大西北贡献一份力量”。

尽管迁校任务繁重,学习和生活条件艰苦,但全校师生并未因此松懈,从未放松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研究与探索。胡奈赛说,在当时的交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

踊跃投入西迁的力学专家朱城,创办工程力学专业,除了吃饭睡觉,全身心投入新专业的興办和发展上。授课之余,他抓紧时间编写急需的讲义教材,著成堪与国际大师铁木辛柯的著作相媲美的中国版《材料力学》。钟兆琳教授年过花甲,孤身一人天天吃食堂,却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并迎难而上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院士谢友柏,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带头迁往西安任教,刚来时没有科研基础,没有实验室,他就带领几名年轻教师,从绘制设计图开始,直到把实验室建成。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常常几天不睡觉,困了就把木板铺在实验室的地上躺一躺,最终把实验室建成国内外轴承系统动力学领域知名的研究所。

时任副校长的张鸿亲自主讲“高等数学”,指导青年教师。而校长彭康、副校长苏庄经常到教室检查听课。

西迁师生员工在艰苦岁月的磨砺中创造了崭新的业绩: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这被视为奇迹。

交大这棵在黄浦江边生长了60年的参天大树,就这样在黄土地深深地扎下根来,经过62年的生长,更加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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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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