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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不为勋位所惑

核心提示: 是日镇守使商子纯、津道尹吴子明、财政厅长汪士元、高等审判厅长廉隅、警察厅长杨敬林、津海关监督赵从番、天津县知事姒锡章及阖城官员均前往祝贺。”于是,梁启超在一群直隶官员簇拥下被授予勋位的闹剧,在1917年春节期间于天津精彩上演。

1917年2月5日,正值农历正月十四,天津《益世报》刊出了梁启超加官晋爵的新闻,称:“梁任公于前日奉大总统特授以勋,一位业经授勋专使丁槐到津递送,当于前日梁君在省公署接授勋位。是日镇守使商子纯、津道尹吴子明、财政厅长汪士元、高等审判厅长廉隅、警察厅长杨敬林、津海关监督赵从番、天津县知事姒锡章及阖城官员均前往祝贺。”

1917年1月6日,梁启超应总统黎元洪邀请从上海北归,参与处理亟待解决的内阁外交问题以及宪法制订事宜。1915年12月16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梁启超离开天津意租界的家,南下上海,并辗转广西、香港、广东等地,从事护国运动,在南方一待就是两年。久别重归,终于和家人在天津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梁启超的喜悦可以想见。

梁是当局急着拉拢的政治人物,他的春节注定不会像普通老百姓那么轻松。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各方资料显示,1917年春节期间,他依然奔走于京津之间,发表希望国会立即行使职能、恢复信用、对德绝交等主张。他是宪法研究会的核心人物,为了实现中国有一部好宪法的愿望,他联合汤化龙、刘崇佑以及后来的亲家公林长民,对新宪法的制订进行商讨。

其时,黎元洪正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选人用人和对德宣战等问题上发生争议。梁启超所在的进步系,是支持段祺瑞的重要力量。黎元洪在民国政坛以人品道德见长,章太炎称赞他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但即便民主意识多于封建色彩的黎元洪,在梁启超的强大政治能量和言论影响力面前也不得不“狡猾”一下。本年1月16日,黎元洪刚刚派专使赴上海向孙中山授予了大勋位。在梁启超身上,这位政客又一次使出了封官加赏笼络的老招式。于是,梁启超在一群直隶官员簇拥下被授予勋位的闹剧,在1917年春节期间于天津精彩上演。

梁启超岂是一个虚名就能“收买”得了的,黎元洪错估了局势。元宵节刚过,梁启超便对外亮出了自己对时局的五条建议:整顿财政、收束军队、澄清吏治、维持教育、振兴实业。2月13日,他又公开发表对德外交观点,力主对德绝交。对德国持友善态度的黎元洪失落了。

从梁启超的内心来说,这个春节,接受勋位只是随俗应酬、逢场作戏,因为他从政的兴趣渐渐淡了。1917年是梁启超在政坛闹腾的最后一年。早在1916年10月,在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他就表达过“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的感慨,并提出想致力于教育事业的谋划,希望外交官女婿周希哲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梁启超的儿女中,他最喜欢的就是梁思顺。对女儿说的这些家常贴心话从侧面证明,不为勋位所惑,不全是为了功名,也是为了遵循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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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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