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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乐团往事:特殊年代的文艺与荣光

核心提示: 1976年12月,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访问中央乐团,“四人帮”已被粉碎,所以李德伦在接待他期间,才可以以中央乐团负责人身份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出席了作曲家郑律成的追悼会。李德伦在年初便请示文化部领导贺敬之,可否举办纪念贝多芬音乐会。

成立于1956年的中央乐团,在1996年进行改革后,更名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不过,中央乐团老一辈人的记忆,更多地停留在了1996年之前,那是与音乐有关的五味杂陈的近半个世纪的时光。 

“在政治上打了一个大胜仗” 

1960年1月,为庆祝缅甸国庆,周恩来总理与陈毅率领400人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其中,文化艺术团的200多人主要来自中央歌舞团、东方音乐舞蹈班和云南歌舞团。 

文艺工作者们在访问中的表现,周恩来形容为“在政治上打了一个大胜仗”。不过,周恩来等人意识到,为了适应外交的需要,文艺也需要做相应的转变。此前自称对文艺“外行”的周恩来,在审查军队组织的文艺节目时,首次对演出所表现出的革命激情作出罕见的批评:“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 ” 

“光有样板戏不行” 

不过,在各种运动中,中央乐团受到的波及也不少。 1963年,全国兴起抛弃洋乐器改奏民族乐器的风潮。音乐和舞蹈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也在全国掀起大讨论。因为所演的交响乐 《沙家浜》在1967年成为8个 “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之一,中央乐团也成了人们眼中的“样板团”。但这也招来笑话,因为演出样板戏时,他们不能穿燕尾服,而改穿新四军军服。可哪有新四军戴着绑腿拉琴的?大家都觉得好笑,尤其是指挥李德伦穿军服看上去实在不好看,乐团随后演出改穿中山服。 

此后到1972年,由于“样板戏”的缘故,中央乐团虽然依旧是国家用音乐接待外宾的不二之选,但很多曲子已经不练了。为此,当西德外长来京商讨两国建交之事时,周恩来想为其演出贝多芬的 《欢乐颂》,他安排秘书给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打电话。得到的答复却是,乐团在“文革”后早已不敢练习西方音乐,很多人也已下放干校,无力为西德外长演奏。也许正是这些因素,毛泽东在这一年也认识到,“光有八个样板戏不行”。建军节前夕,他在书房接见年轻的京剧演员李炳淑时还说:“看来文艺的事我得管一管了。 ”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从这一年起,中央乐团开始做了一些新的尝试。这年5月,他们开始公开试演《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另外,乐团还组织人员创作了《梅花三弄钢琴协奏曲》等。 

“贝多芬”终于回来了 

1976年12月,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访问中央乐团,“四人帮”已被粉碎,所以李德伦在接待他期间,才可以以中央乐团负责人身份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出席了作曲家郑律成的追悼会。 

同样可以开始被公开怀念的,还有贝多芬。次年3月26日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李德伦在年初便请示文化部领导贺敬之,可否举办纪念贝多芬音乐会。贺敬之请示文化部部长华山,层层向上请示。 3月23日晚上9点多,中央乐团接到电话,说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可以演出。有意思的是,音乐会做了实况广播,个别单位突然听到贝多芬的 《命运交响曲》,大为紧张,以为收听了“敌台”。 

1978年12月17日,中央乐团举行了这一年度的谢幕演出。巧合的是,在这次演出前,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在演出后的第二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正式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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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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