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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光绪皇帝采办新书,被破格召见,并两次上奏陈述变法方略……

核心提示: 张元济闻此消息,联想到荣禄对康有为的冷漠态度以及光绪皇帝的叹息,不禁为维新变法的前途担忧。10月8日(八月二十三日),张元济与礼部左侍郎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李岳瑞一道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这个相对较轻的处罚,对张元济来说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县人。1867年10月25日(清光绪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广州,1880年随母亲回到海盐祖籍。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考中进士,同科进士还有蔡元培、汤寿潜、唐文治、叶德辉等。张元济中进士首先授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考取刑部六品衔主事。因为戊戌维新变法的特殊机遇,张元济这名总理衙门的章京与光绪皇帝之间有了不少间接或直接交往的机会。

 张元济负责为光绪皇帝采办新书

1897年10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负责管理文书档案。总理衙门有一个大木橱,里面存放着清政府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张元济很惊异,这样重要的外交文件竟不注意保管,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翻阅。还有一次,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给光绪皇帝的电报,竟在总理事务衙门搁置两天无人过问,张元济学过一点俄文,发现后才请同文馆翻译后得以呈送到光绪皇帝手中。面对这种人浮于事、管理混乱的衙门,张元济不禁感叹:“这样腐败的国家哪能不亡国?”张元济到任后,拟定了一套管理文件的办法,使重要文件档案得到系统的清理,为此受到上司张荫桓的称赞。

光绪皇帝

正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张元济与光绪皇帝之间有了间接的来往。

原来年轻的光绪皇帝一心很想有所作为,改变清王朝多年来腐败无能、无所作为的局面,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介绍西方新知识的书籍。负责给光绪皇帝采办新书的任务交给了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最后落到了章京张元济头上。张元济后来回忆说:“那时在上的是前清德宗(即光绪)皇帝。最难得的是这位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的专制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见解。那时,元济正在总理衙门供职,有两件事可以来证明。德宗希望看新书,差不多天天都有条子到衙门里要书,都是我承办的……

当时北京城的书肆,充斥的都是经、史、子、集之类传统的国学书籍,有关西方新知识的书籍不多见。张元济只好以自己所藏的书籍,连同向亲友借来的新书,呈送光绪皇帝阅览,每次进呈书籍都要署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臣张元济呈”的字样。张元济前后给光绪送呈了多少书籍,已无法考证。张元济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部黄遵宪编著的《日本国志》,这是光绪皇帝指名要看的书。张元济晚年赋诗曰:“天禄石渠非所眷,喜从海客廷瀛谈。丹豪不厌频挥翰,诏进新书日再三。”这诗的意思是光绪帝对中国传统的学术典籍毫无兴趣,他最喜欢与有西学知识的来往,并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知识。因为送书的关系,光绪皇帝牢牢记住了张元济的这名章京的名字。

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张元济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了史称“百日维新”的变法改革。

颐和园

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光绪皇帝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与梁启超等5人。徐致靖对张元济的评价是:“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徐致靖的保荐得到光绪的认可。6月16日(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与张元济二人。

这天凌晨,张元济早早来到京城西苑门外的颐和园朝房等候召见。这天,光绪皇帝召见的还有康有为、荣禄及两位即将赴外地上任的知府。康有为先到,张元济、荣禄先后亦到。荣禄(1836—1903),满洲正白旗人,慈禧太后的宠臣,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权倾朝野。荣禄到后,康有为抓住皇帝召见前的这点时间向他大谈变法,荣禄听了意殊落寞,架子十足,对康有为的话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张元济在一旁看出这位后党的权臣志不在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张元济从中感受到了某种不祥的气氛。

光绪召见开始,两位外放的知府先后依次进去。他们出来后,太监即传唤康有为进见,康有为出来后,张元济第四个进去,太监将张元济引到仁寿殿。一进屋,张元济看到光绪皇帝穿着衣冠坐在上面,他前面放着一张扎着黄帏的书桌。张元济进去后跪在桌子旁边。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对于这次召见,张元济在1949年9月写的《戊戌政变的回忆》一文中有如下描写:

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对我说: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2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我说: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他听了之后,叹口气说:可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我当时听他说这句话,心里觉得这位皇帝也够可怜了,也不便再说什么。光绪就把话头转到我所办的通艺学堂上去。

那时候,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办一所通艺学堂,教授英文和数学,学生有四五十人。……光绪对外边的事很熟悉,知道我们在办学堂。那天,他就问到学堂的情形,我就把学生人数及所学科目告诉他,他勉励我几句:说要学生好好的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他还问我一些关于总理衙门的事,问些什么事我已忘记了,光绪就叫我你下去罢。问话语气极为温和。仆看他面貌殊欠刚健,我退出时碰见荣禄进去。

按照清朝的规制,非四品以上官员,本来是没有资格直接面见皇帝的。张元济作为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只是六品御。光绪皇帝这次破格召见张元济,一方面是因为徐致靖的保荐;另一方面与张元济长期为光绪负责送书,光绪早已熟悉了这名章京的名字有关。

在张元济进见的前一天,慈禧太后即强迫光绪皇帝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开缺回江苏常熟原籍。翁是光绪皇帝的师傅,也是光绪最亲信倚重的大臣,翁的去职无异于斩掉了光绪的胳膊,使他顿失主心骨。张元济闻此消息,联想到荣禄对康有为的冷漠态度以及光绪皇帝的叹息,不禁为维新变法的前途担忧。7月27日,张元济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康有为

为避免维新派与顽固派矛盾激化,身为稳健派的张元济曾当面劝康有为利用光绪皇帝谕令各省办理学堂之机会,离开北京返回广东原籍创办学堂,韬晦一时,以免过分触怒顽固派。等到将来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之时,再图出山,到时变法维新不难迎刃而解。但康有为听不进去,张元济亦无可奈何。

张元济拒绝担任京师大学堂总办

京师大学堂

7月3日(农历五月十五日),光绪帝谕令创办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孙家鼐受命后,亲访张元济,邀请张元济为京师大学堂总办。对于热心办学并致力于革新教育的张元济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实现自己抱负的最好机会。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张元济却婉言辞却了孙家鼐的邀请。张元济辞谢的原因,在他致汪康年的信中解释说:“大学堂事,寿州(即孙家鼐)派弟充总办,业已奏准。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此事亦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可叹!可叹!”张元济在翰林院时,孙家鼐曾是他们的教习,他们本有师生之谊,但张元济对孙家鼐及其所用的人印象不好,张元济不愿与志趣不同的人共事。

  张元济两次上奏光绪帝陈述变法方略

封建顽固派势力盘根错节,力量极为雄厚。相反,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势力又是如此的单薄,张元济一开始就为维新的前途命运担忧。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张元济这位六品部曹京官,被年轻的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的热忱和孤立无援之处境深深打动,他经过一番周密冷静的思考之后,于9月5日(七月二十日)给光绪帝上了《时局艰难变法自强亟宜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折》,全折约7000字。奏折一开始,就对光绪帝忧国伤时、变法心切予以充分的肯定,对满朝文武、各省封疆大吏一味敷衍搪塞深感痛心,同时也冷静地指出,光绪帝虽“叠颁明诏”、“日言变法”,但并没有“洞见症结”,找到“受病最深之处”,原折开头说:

窃臣于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蒙恩召见,仰见皇上忧国伤时达于辞色。近又叠颁明诏,除旧更新,不惑于浮言,不挠于旧党。窃以为圣明在上,提纲挈领,必能振已废之人心,扶将衰之国运矣。乃数月以来,中外因循,一仍旧习,欺罔蒙蔽,毫无朝气。刘坤一、谭钟麟之复奉迟延,怀塔布等之阻塞言路,其最著者也。

臣尝读五月二十八日上谕,至每待臣下以诚,而竟不以诚相应二语,未尝不痛哭流涕。以为有君如此,臣虽粉身碎骨,亦何足以为报?诸臣乃置若罔闻,其心抑何忍耶?臣尝悉心体察,知其中有受病最深之处。非洞见症结,抉发扫除,虽日言变法,终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实际也。凡行事有一定之次序,非预为布置,握要以图,虽日诏诸臣力改积习,终有所扦格而不能行也。此其故,廷臣岂不知之?而不肯为我皇上言之者,其实则有漠视朝廷之心。以为旧法终不能废,新政终不能行,任我皇上一人忧劳于上,久将必倦,倦则旧法复,新政废,而彼乃快偿其愿也。彼亦岂不知外患内忧相逼而至,而年已老耄,转瞬凋零,但求敷衍数年,生不复见,即不幸犹存,而若辈赧颜,何所不可?惟我皇上春秋正富,来日方长,设有意外,何堪设想?微臣日夕忧惧,罔知所措。谨就管见所及,冒死上陈,敬备圣明采择,以为救亡拯急之助。

再,近来臣工条奏,凡有交议,廷臣多不能仰体圣意切实议行。或诡称已办,或极称不便,无非欲暗行驳斥。即有一二议准,亦复支吾影射,貌合神离,迥失原奏本意。盖诸臣贤愚不一,新旧殊途,各怀一两不相下之心,而又不能独行其是。故成此不痛不痒之公事,此近来变法之实在情形也。

臣所条奏,系为变法正本清源起见。如蒙皇上采纳,可否仰求宸衷独断,勿交廷臣核议,以免阻格之处,出自圣裁。除将微臣管见逐款开呈外,谨缮折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接着,张元济在上折中具体地提出了五项建议:一是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二是融满汉之见;三是通上下之情;四是定用人之格;五是善理财之策。这份奏折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张元济的维新变法的思想主张,也是他早年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有学者评论说:这份奏折突出的特点并不在于思想深刻,而在于向皇帝提出种种建议时,所显示的那种清晰的思路和高度的系统性。张元济的奏折涉及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有的是满族统治者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拟订的成规,张元济直指其弊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这些成规陋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张元济在对变法的前景并不看好的情况下,冒险上这么一份奏折,只能有以下两个理由:一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品格,为了国家的前途,不惜冒险犯难;同时也是为了报答光复皇帝的知遇之恩,光绪虽贵为皇帝,但他受制于专权守旧的慈禧太后,自小即生活在慈禧的淫威之下,是一个真正的弱者。变法开始以来,从部院大臣到地方督抚,绝大多数对光绪发布的新政诏书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张元济为了报答光绪的知遇之恩,觉得自己从道义上有必要站到光绪一边,助其一臂之力,他上这份奏折本身就是对光绪皇帝的信任和支持的表现。

那么,光绪皇帝对张元济的这份奏折持什么态度呢?我们从七月二十一日以后光绪皇帝颁布的诏书中可以看到:

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光绪谕令名省督抚保送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州县官进京召见,以备录用。

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光绪决心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以议新政。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谕令准许放宽八旗经商贸易之禁,使其各习四民之业,并令户部重新拟订新章。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皇帝谕令户部拟订预算制度等。

光绪皇帝颁布的以上上谕,并不都是采纳张元济奏折中的建议,而是综合了其他人的意见而颁布的,但它也说明,张元济奏折中的建议也同样得到了光绪的重视和采纳。由于政变很快发生,张元济奏折中的其他建议,光绪皇帝即使想采纳也来不及了。

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光绪皇帝谕令将各衙门裁撤下来的官员酌量安插到即将成立的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中去。上谕发布后,张元济又隐隐约约听到有人私下传言,称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将全部用来安置被裁撤官员。张元济认为如此传说确实,其有害于新政者极大,既然事关重大,不容含糊。于是,张元济又斗胆给光绪皇帝上了第二份奏折,坚决反对这样做。奏折写道:

京师设立矿路农工商总局,为各行省表率。造端伊始,宏巨艰难。襄事各员非得讲求有素,才识卓著者,断难胜任。现裁各署,其实缺候补各员,大都衰庸猥滥者多,部胥市侩杂出其间,能通晓中国旧学者尚难得一,若令备员充位从事新政,岂不贻误国是,腾笑远人?若专为位置闲员地步,则何如不裁之为愈?此等蒙头盖面恶习,如皇上废八股,则请试四书义;皇上改武科,则请留弓刀石。无非同一伎俩,蒙蔽圣聪,使新政不得畅行。且不新不旧,将来必有流弊,可以寒我皇上变法之心,以议我皇上维新之误。此臣所以太息痛恨,而不能已于言者也。

应请明降诏旨,凡新设额缺,令中外大员不拘资格,切实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送部引见,候旨派充。若裁缺各员果能研求有得,自无不膺保荐之理,亦即无终身废弃之虞。至其中不谙新政之辈,如蒙圣恩高厚,应由吏部严加甄别,取其年力精壮,勤慎趋公者,酌量铨选对品外官,以示体恤。臣为慎重新政,力破蒙混起见。是否有当,谨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晨,已经忍无可忍的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由她重新“训政”。持续103天的戊戌维新变法至此以失败告终。

同一天捉拿康有为及其弟弟康广仁的上谕发出,由此拉开了封建顽固派血腥镇压维新派的序幕。据学者的统计,上谕明令追究的内外大小官员共有32人,其中,谭嗣同、杨深秀、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第等6人于9月28日(八月十三日)被押往北京菜市口斩首,史称“戊戌六君子”。除“六君子”之外,其他26人分别被拿办、下狱、革职、圈禁、流放、撤差、逮捕家属。

八月初六日政变前后发生的激烈斗争,张元济竟一点也不知情。他后来回忆说:“至于后来所传谭嗣同说袁世凯带兵围颐和园事,真相如何,我不能知悉。因为那时我只在外围,秘密我未参与。”政变发生的当天,张元济带着通艺学堂的同学前往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拜访前来中国游历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当时伊藤博文也许已经知道政变的消息,所以很含蓄地对张元济等说了一段话:“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从日本使馆出来,张元济就听到了政变发生的消息。六君子被杀后,极端顽固派御史杨崇伊的儿子(通艺学堂的学生)特地跑来告诉张元济有关六君子被杀的消息,说时还面有喜色。那时,京城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天天有人被抓,大小官员人心惶惶,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礼部尚书李端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铁路矿务大臣张荫桓等均下狱,李端棻和张荫桓先后充军新疆,交新疆巡抚严加管束。他们动身时,张元济等到含泪西郊送别。1900年张荫桓被杀害在新疆。

李鸿章

政变发生后,张元济第一个反应便是去看大学士李鸿章。对他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听后并不吭声,只是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他眼前的这位涉世不深的下属,过了许久,才叹了一口气,用无可奈何的口吻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

“满朝钩党任株连,有罪难逃心自安。分作累囚候明诏,敢虚晨夕误衙班。”这是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中的一首。张元济列名新党,且受光绪帝逾格召见,又两上奏章,与康、梁等维新派有着解不脱的关系。在吉凶未卜之际,朋友们劝他效康、梁之举出逃国外,但张元济不予采纳。他说:“余有母在,此求生害仁之事,余何能为?惟有顺受而已。”而且,张元济担心缇骑到他家捉人时惊动了母亲,有意早出晚归,要捉就在衙门里被捉去,免得惊吓了高堂老母,这可真算得上是孝子了。

10月8日(八月二十三日),张元济与礼部左侍郎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李岳瑞一道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这个相对较轻的处罚,对张元济来说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同罪岂能行异罚,宽严妙用特恩叨。若非早放归田里,怎免刑书列二毛。”张元济对此有如下的说明:“八月二十三日,余与王锡蕃、李岳瑞同拜革职永不叙用之命。越数日,谒廖仲山(即廖寿桓)师。师时值枢廷,语余:是日王、李处分既定,德宗特谕枢臣,张某(元济)亦尝上书妄图国事,应并案办理,盖隐有保全之意。余封奏语涉狂妄,设有人弹劾,必遭严谴。即幸而漏网,余亦不能乞假出京。”

张元济被革职,他办的通艺学堂也不得不宣布结束,归并到京师大学堂。他将学堂中的所有财产开列清单,呈请管学大臣孙家鼐接收,从此宣告了他京官生涯的结束。(张学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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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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