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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说“痛苦开心”

核心提示: 一天,我亲眼看见当地唯一的一所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迎接日本驻军。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站在堤上仰望东方,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太阳一点一点出来。那一天是1970年9月5日,是周汝昌的纪念日,是周总理调他回来的。

一次,朋友和著名学者、红学家周汝昌闲谈。问他:“你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周汝昌沉默了一会儿,低缓地讲了起来:

那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我在燕京大学读书,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人把燕京大学封了,把学生遣散了,当时辅仁大学登出广告招编,很多同学都去了。我没去,回到了天津老家,有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组织专门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为其服务,我只有藏在家中的地窖里。

一天,我亲眼看见当地唯一的一所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迎接日本驻军。太阳旗是白纸做的,一张白纸中间用红墨水画了一个红圈圈。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的心在流血,一种绝望让我无法言表。

为了安抚这位耄耋老人的情绪,朋友又问:“一生中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周汝昌稳定了一下,接着说:

1968年,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岗位上被关进牛棚,一年后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被安排看菜园子。夜里4点起来,我拄着一根竹竿,趟着过膝的水,到一个大湖堤上,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菜地。我站在堤上仰望东方,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太阳一点一点出来。我突然有了一种信心,觉得前途也会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充满希望。

天亮后我被换回去,走在路上碰到一位同志对我说,队部让你去一趟。我心中“咯噔”一下,不知犯了什么错误。硬着头皮到了队部,领导对我说,北京工作需要你,要调你回去。我一听,这不是“一步登天”吗?赶紧到总部拿公函,走在路上还恍恍惚惚像在梦里。公函拿到一看,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给湖北省军区司令部的专电。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那一天是1970年9月5日,是周汝昌的纪念日,是周总理调他回来的。那一天,有他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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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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