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与蒋介石:既相互攻击又各留底线

核心提示: 周建人在《回忆大哥鲁迅》一书中,回忆鲁迅曾亲口给他讲过这么一件事:当时李立三找到鲁迅,说:“你在社会上是个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鲁迅与蒋介石这种把握“对立中的分寸”的处世哲学,跟中国传统老子哲学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1934年,毛泽东曾对冯雪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当时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片刻,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可见,鲁迅跟蒋介石尽管后来政见不合,势同水火,但他们之间却不乏契合的地方,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决定了他们日后那种既对立,又在对立中保持一定分寸的特殊关系。

良好互动因政变告终

因为有相同的经历和追求,鲁迅在1927年之前,对国民党和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是颇有好感的。1926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的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将蒋介石与吴佩孚并举,显示出鲁迅对蒋的认同。

而斯时的国民党对这位“老同志”也是十分看重的。1926年8月,鲁迅南下到厦门大学执教,不久,即收到当时主持中山大学校务的副主任委员、国民党要人朱家骅的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去“指示一切”。在鲁迅尚未最后决定前往时,192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即迫不及待地发表消息:“著名文学家鲁迅即周树人,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席。中山大学委员会特电促其来粤担任该校文科教授,闻鲁氏已应允就聘,不日来粤云。”同日,广州国民党的另一喉舌《国民新闻》也发表了同样的消息,足见当时国民党对鲁迅“期盼”之切。

鲁迅一到广州,即受到各方的热烈欢迎,在中大欢迎会上,朱家骅尊称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鲁迅对一些官僚政客的邀请,素来是概不赴宴的,不过对与蒋介石走得特别近,在北京曾有一段“共同战斗”经历的朱家骅的邀约,却并未拒绝。不仅如此,这段时间,鲁迅跟既是蒋介石重臣又是连襟的孔祥熙也关系甚好,往来密切。在1927年3月1日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孔祥熙代表广州革命政府出席会议,鲁迅第一次见到孔。同年3月29日,鲁迅应邀与孔祥熙一同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鲁迅还应孔祥熙之邀到其公寓“小坐”。

然而,这种良好的互动很快因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工农大众而告终。“四一二”后,中大校长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积极执行国民党的“清党”政策,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鲁迅反对这一血腥政策,并主张学校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因此跟当局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又因为一些人事上的原因(主要是傅斯年聘用指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著作的顾颉刚来校任教),愤而辞职,离穗赴沪,由此揭開鲁迅跟蒋介石“水火难容”的历程。

在内山书店避难31天

这种对立,就鲁迅方面而言,自然是“有文皆从敌着想,无日不与战为缘”。1927年4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我们所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

鲁迅即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一文中辛辣嘲讽:“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聩糊涂。”在《“友邦惊诧”论》中,更是直斥蒋介石政权与日本侵略者是一丘之貉:“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对鲁迅这位“老同志”与老乡的“恶毒攻击”,蒋介石及其手下也不假辞色,他们或造谣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或想方设法查禁鲁迅著作,或派特务追踪……最严厉的是1930年2月13日,当鲁迅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时,许绍棣(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将呈请通缉鲁迅的函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部再提交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执委会委员陈立夫签署了通缉密令。

此密令所附的通缉名单共65人,鲁迅是其中之一。得知消息后,为避免牵连别人,鲁迅于1930年3月19日只身避居在日本友人开办的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至4月19日回家,共避难31天。鲁迅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说:“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1926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直到晚年,鲁迅仍对此事记忆犹新,怀恨如故。

不直接点蒋介石的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也许出于对当年双方共同的理想与追求的尊重,也许是出于对对方文章或者事功的某种欣赏,也许是出于斗争策略……无论是鲁迅,还是蒋介石,都在双方撕破脸皮的同时,又都给对方留有余地——换言之,都很有分寸。

就鲁迅而言,无论对蒋介石政权进行什么样的讽刺挖苦甚至破口大骂,他都守住了一条底线:不直接点蒋介石的名。

1933年4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曹聚仁发表了《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难免的,但“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

鲁迅读了此文后,写了一篇《〈杀错了人〉异议》,文章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而大肆杀人,说到当时的军阀混战:“所以我想,中国的革命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所谓“看错了人”,既指过去“看错”了袁世凯,更指现在“看错”了蒋介石。

周建人在《回忆大哥鲁迅》一书中,回忆鲁迅曾亲口给他讲过这么一件事:当时李立三找到鲁迅,说:“你在社会上是个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言:“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又道:“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的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鲁迅复言:“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李立三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蒋介石的“关照”

有趣的是,仿佛彼此间有默契般,虽然蒋介石不满鲁迅含沙射影地指责他的内政外交方针,也想了很多办法来对付他,但跟鲁迅一样,对于“回击”,他也拿捏得颇有分寸。

不妨先来看看鲁迅所谓“特约撰述员”的身份问题。1927年,鲁迅因蒋介石反共,与之决裂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后,为生计考虑,仍希望能从政府那儿谋求经济来源。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蔡元培是“九人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鲁迅闻讯,通过他的同乡章廷謙、郑奠等人向蔡元培活动,以便为他在浙江大学研究院谋到一个职位。此事虽然没有成功,但鲁迅仍然写信给章廷谦,感谢章、郑为他积极争取,且对蔡元培颇有微词。

到这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的提议,组建国民政府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相当于教育部),蔡任院长。面对新的机会,鲁迅又通过同乡以及光复会同人许寿裳的关系,再次向蔡元培活动。蔡元培经过考虑,大笔一挥,给了鲁迅一个“特约撰述员”位置,不用上班,每月可领取300大洋。

从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间,鲁迅每月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300元大洋津贴,总共领取14400元。不可否认,这笔固定收入,对于斯时靠自由撰稿为生,同时背负家庭重任的鲁迅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因为有这笔钱的支持,免除了鲁迅的后顾之忧,也成就了鲁迅在文坛最为辉煌的时期。那么,这笔钱跟蒋介石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在1930年12月6日至1931年6月18日这段时间,教育部部长一职,是由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亲兼的。如果蒋介石对鲁迅不留余地的话,完全可以将鲁迅的“特约撰述员”一职和高薪给裁撤了。

鲁迅逝世后,有传言说蒋介石让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花圈。此事无法证实。但据茅盾回忆,曾在广州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孔祥熙与其夫人倒是送了挽联,挽联云:“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另外,对鲁迅的家属,蒋介石也似有所关照。

1940年1月,许广平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谈及励志社曾给鲁迅捐款,且指定其中部分用于接济鲁迅家属的生计。励志社于1929年1月成立,社长由蒋介石担任,实际负责人是总干事黄仁霖。此社是一个以黄埔军人为对象,以振奋“革命精神”,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最忠实之党员,勇敢之信徒”为目的的组织。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朱安女士”一章,还提到过这么一件事。1942年2月1日,鲁迅的原配朱安致信许广平,信里讲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找到她家,代表蒋委员长送她十万法币,开始她推辞不敢收,但这位秘书长说: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朱安认为“主座赐不敢辞”,便收下了这笔钱。海婴行文至此,对此表示疑惑:蒋介石为什么“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又假借(送钱)关心父亲的前妻,这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其实,这未尝不是蒋介石的“分寸”。

鲁迅与蒋介石这种把握“对立中的分寸”的处世哲学,跟中国传统老子哲学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可谓一脉相承。

  • 微笑
  • 流汗
  • 羡慕
  • 流泪
责任编辑:罗凤琼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