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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不完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一点,对于所谓的“完人”曾国藩来说,同样是适用的。

立言不足

拿立言方面来说,虽然曾国藩所著的《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流传至今,但这些著作只是他“顺手牵羊”而已,他并未著有多少国学经典。

曾国藩早年的志向其实是文章报国,如他在1840年6月7日的日记中所言:“谈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储蓄,可以借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此后,他也一直坚持读书、作文,钻研、践行文章“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道。

但曾国藩始终不满意自己的学问、文章,在日记中经常自责。如他1841年在自己30岁生日时感慨地写道:“聪明日减,学业无成,可胜慨哉”;20年后,他在1861年的日記中回顾往事写道:“余志学有年,而因循悠忽,回思十五年前之志识,今依然故我也,为之悚惕无已”;去世前一年,他回顾一生感叹地写道:“念此生学问、文章,一无所成,愧悔无已……”

这些自责当然有曾国藩的谦虚所在,但客观而言,曾国藩虽也有高深学问但恐怕难以称为国学大师,比肩他同代的倭仁、王闿运都难,至于文章水平虽传承桐城派,但恐怕也比不上前辈方苞、姚鼐。曾国藩虽然也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经史百家杂钞》等十几本书,但真正流传风行的则是《日记》《家书》等“成功学”作品而非其国学著作。曾国藩更没有像创建心学的王阳明那样开宗立派,形成自己完整、独立的理论、思想体系,所以他顶多只能称为半个“圣人”。这主要与曾国藩的天资和环境有关,曾国藩天资一般甚至有些笨,而后半生又陷入戎马生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遇“悟道”、修学。

女儿多命惨

在齐家方面,虽然曾国藩弟弟、儿子、后代都足以让他欣慰,但有一个很大的缺憾则为其女儿,他的女儿大多遇人不淑、命运多舛,而这与曾国藩脱不了干系。

曾国藩长女曾纪静嫁给了翰林院同事袁漱六儿子袁榆生,“漱六尚有品学,其子亦聪明伶俐。与之结姻,谅无不可”。可谁也没想到,长大后的袁榆生成了花花公子,放荡饮酒、负债累累,把父亲一生藏书都卖了,且“未婚而先娶妾”。婚后,袁榆生继续拈花惹草,冷淡妻子,甚至仗着曾国藩女婿的身份横行霸道,大肆嫖娼,气得曾国藩与他断绝关系,也气得曾纪静生大病抑郁而终,年仅29岁。

二女儿曾纪耀非常贤惠,甚至曾割肉给病危的曾国藩当药吃,但却有一个脾气暴躁、经常家暴的丈夫,而逆来顺受、“抑郁终身”“ 无人生之欢”,和大姐一样没有生育、红颜薄命。三女儿曾纪琛的公公是湘军名将罗泽南,但她丈夫罗允吉却“性情乖戾”,品行不端,她婆婆则“性颇悍厉”、极难伺候。四女儿曾纪纯倒是嫁了个举案齐眉、互相恩爱的丈夫,可惜结婚三年丈夫便病逝,自己也因独自抚养两个幼子积劳成疾而早逝。只有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嫁对了人,丈夫对她很好且后来官至巡抚,自己也得享高寿。

曾国藩这些女儿的命运多由他一手造就。如他前面的几个女婿多是他从小选定的豪门子弟,却不料长大后骄纵、暴躁,只有小女儿曾纪芬是长大后才给她选的丈夫;再比如,他大女儿、三女儿受不了丈夫虐待想回娘家待着,却被坚守理学的曾国藩送回婆家“耐劳忍气”、恪守妇道,最终导致抑郁而终。只是曾国藩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有错,“纲常”在他心中要比自己骨肉还重要。

“晚节不保”

“寿则多辱”,深悟谦退之道的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虽也主动裁军,可惜并未功成身退,而因此引来了自己“晚节不保”。

第一个耻辱是曾国藩剿捻不力而被李鸿章接替,而李鸿章很快就剿灭了捻军。虽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虽然李鸿章剿灭捻军也基本采用了曾国藩原来的方略,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国藩内心肯定也有失落和羞耻。

第二个耻辱则是天津教案。1870年6月,有个叫武兰珍的人因为被民众怀疑与儿童失踪绑架有关而被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牵连到教民及望海楼天主堂。第二天,千余民众包围了教堂,并打死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8名外国人和30多名中国教徒,还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当地其他4座基督教堂。处理此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调查后认为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并应法国要求,商议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20人,充军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再派特使去法国道歉。没想到,这个决定遭到全国痛骂,曾国藩为此身败名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忍心害理,悔恨之至,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从此,曾国藩身心俱垮、抑郁万分,两年后便离开了人世。在去世前四天的日记中,曾国藩概括自己一生写道:“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许可,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这句话透露出曾国藩内心无限悲凉,“晚节不保”的曾国藩最终几乎否定了自己的一生。

中兴“裱糊”

其实,曾国藩最大的“不完美”不是他所说的“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许可”,而是号称“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努力一生的清朝中兴事业不过昙花一现,如李鸿章所言恐怕只是“裱糊”而已。

曾国藩对此也略有所感,通过他与心腹赵烈文的几次谈话可知。1867年6月20日,曾国藩对赵烈文忧心忡忡地说:“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直接回答说:“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半个月后,赵烈文更是指出“中兴”之不可能在于:“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对于这番惊天言论,曾国藩刚开始不以为然,直到他担任直隶总督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和恭亲王、文祥、宝鋆等军机大臣及明了全国形势后,才不得不承认清朝大势已去、无可救药,“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余一筹莫展”!

果然如赵烈文所言,不出五十年,清朝灭亡了。更吊诡的在于,是曾国藩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救了清朝,也是他创建湘军导致从此武装私有、地方做大、中央权威丧失而致使清朝最终灭亡。

曾国藩早年非常自负,相信事在人为,中年后认为“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晚年则“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尽力做到了儒家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愧为晚清第一人,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皆有定数,曾国藩终究不是“完人”,也有不少“败笔”,更未能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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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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