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戊戌变法的遗产

囊中江湖

文/羽戈

作者为法律学者

历史并不适用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功利主义逻辑,有些事件,纵然失败,同样可影响历史,甚至比成功更能影响历史;失败也是一种遗产,正指向未来的成功——戊戌变法便是如此。

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唯独梁启超认为这是一场成功的政治运动。以其滔滔雄辩,自有一番煌煌说辞:“凡物必有原动力以起其端,由原动力生反动力,由反动力复生其反动力,反反相衔,动动不已,而新世界成焉。惟戊戌之原动力,其气魄雄厚,其潮势壮阔,故生反动力最速而最剧,仅百日间,挫跌一无所存。为反动力之雄厚壮阔,亦与之相应,其高潮之点,极于团匪之祸,神京蹂躏,朝列为空。今者反动之反动力又起矣。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为成乎?君子曰:成也。”(《南海康先生传》)

梁启超所描绘的历史进程,属于典型的“线性史观”:历史起源于原动力,原动力生反动力,反动力再生反动力,这些力量相互作用,推动历史一往无前。这一史观显然过于强硬而单调,因为历史进程从来不曾呈现为一条直线,而且原动力与反动力之间未必水火不容、泾渭分明,它们更可能以一种合力的关系,推进或阻碍历史。拿戊戌变法与随后的义和团运动——即梁启超所言“团匪之祸”来说:戊戌变法由维新派中激进一系所主导,义和团运动由守旧派所主导,两者恰好相反,称一者为原动力,一者为反动力,并无问题;不过,戊戌变法是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义和团运动亦然,从激进主义的政治谱系上讲,两者大体一致,谈不上孰正孰反。依照前者,它们以一种相反的方式建构历史,依照后者,它们则以一种相同的方式建构历史。

最要命的是,梁启超的历史观,容易导向一个误区:视戊戌变法为原动力,义和团运动为反动力,一正一反,则使一些人误以为,这二者存在因果关系。事实上,它们只是先后关系。况且这一先后,并非前后脚,而隔了近两年,时段越长,变数越大,此间有许多偶然因素,譬如荣禄之病、赵舒翘之盘算等,都足以改写历史走向。说白了,哪怕我们把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放到一条线上,却万万不可尝试从一者推导出另一者。须知线性史观的一大毒害,即把时间扭曲为逻辑。

再看梁启超这段话,目的非常明确:为戊戌变法辩护。怎么辩护呢,怎么从一败涂地之中发掘成功的光芒?只能着眼于未来:义和团运动是戊戌变法的反动力,“今者反动之反动力又起矣”,所谓“反动之反动力”,便是庚子新政——梁启超写作《南海康先生传》之时,正值新政开幕,他隐约嗅到了“中国革新之机”卷土重来的政治气息,这一革新之机,正由戊戌变法所开启。这么一来,戊戌变法与庚子新政拉上了关系,当后者继承前者的遗产,足以论证前者的成功。对此,不得不叹服梁启超的先见之明,后世正有一种论调,判定庚子新政是戊戌变法的延伸与深化。

由此来说戊戌变法的遗产。按梁启超的讲法,戊戌变法之可贵,不在形式,而在精神。“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盖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这调子飙得太高,未免大而无当。照我理解,戊戌变法的精神,即开启了“革新之机”,可归结为改革精神。此前虽有改革,只是小修小补,不比戊戌变法,堪称大吹大打,固然一无所成,却有破冰之势,此后再来改革,阻力自然小多了。当然称庚子新政继承了戊戌变法的衣钵,只怕有待商榷,同为改革,两者的纲领和路径大不相同,一者激进,一者渐进,一者空泛,一者实干。

庚子新政的结局,则可反过来证伪一个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假设:假如慈禧放手任由光绪变法,抑或袁世凯听从康有为、谭嗣同的建议而发动兵谏,大清会不会起死回生?我的答案是:肯定不会。因为无论戊戌变法还是庚子新政,最终都不得不直面改革的最大困境:改革者如何处理与既得利益者的关系,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如何处理与改革的关系。晚清这两场改革,皆折在既得利益者——前者表现为守旧派,后者表现为权贵——手里,所以不管怎么改,都救不了大清。就此而言,戊戌变法最正面、最契合历史大势的遗产,其实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我们谈论谭嗣同的时候,屡屡提及这一点:戊戌变法之败与谭嗣同之死,使一些国人意识到,改革救国,此路不通!

倘若换一套概念,抛开改革与革命,以渐进与激进而论,如此前所云,激进主义在近代中国所主宰的第一场政治运动,正是戊戌变法。梁启超有言:“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唯有从激进主义这一点上讲,发生在二十世纪前夜的戊戌变法,才能纳入二十世纪新中国史,才能称得上“开宗明义”:它所开出的激进方案,以应对救亡难题,此后近百年,一直占据主流,甚至号称标准答案。不过,如果把激进主义的崛起视作戊戌变法的遗产,有些人必定不以为然,在他们眼里,激进不是药,而是毒——“是药三分毒”。

说罢精神,再说形式。戊戌政变爆发之后,与变法相关的种种政令陆续被废止,不过还是保留了一样东西:京师大学堂。这被后世称作“仅存硕果”“奇迹”等。1912年10月底,结束了长达十四年流亡生涯的梁启超受邀到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即其前身——演讲,马相伯校长致欢迎词,称“戊戌新政所留存于今日者,惟一大学校”。所以说这是戊戌变法所留下的最无争议的遗产。只是,京师大学堂筹办期间,曾有纷争,一方是孙家鼐,属于维新派渐进一系,一方是康有为、梁启超,属于维新派激进一系,这场维新派的内斗,以前者胜利而告一段落,基于此,梁启超对于马相伯的称赞,只能老实声明:“谓鄙人为创设大学校之发动人,则不敢当。”而且,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在戊戌年底,彷徨于政变的愁云惨雾之下,连孙家鼐的渐进路线都无以为继。

话说戊戌变法还有一项人事遗产,那就是袁世凯。试看他的升官图:变法之前,任正三品直隶按察使;变法末期,被提拔为正二品侍郎候补;政变之后,曾护理直隶总督,虽仅三天,却可视为一种信任和荣耀;果不其然,一年过后,升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从此独当一面。是以论戊戌变法的受益者,袁世凯必是其一,而且极有可能是最大一个。他固然背上了告密的罪名,被康有为一派痛斥为慈禧的忠犬,然而在十余年后,恰是这条爱新觉罗家的走狗,把爱新觉罗家的政权送进了坟墓。就此来说,袁世凯可谓戊戌变法最具杀伤力的遗产。

最后还想说说梁启超,作为当事人,纠结于戊戌之役的成与败,其情可悯,其言可哀。不过窃以为,承认并直面戊戌变法的失败,应该是一种更合理的选择。历史并不适用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功利主义逻辑,有些事件,纵然失败,同样可影响历史,甚至比成功更能影响历史;失败也是一种遗产,正指向未来的成功——戊戌变法便是如此。我还想起列奥·施特劳斯悼念温斯顿·丘吉尔的话:“……丘吉尔的失败过于伟大,以至于不能称之为悲剧。”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戊戌变法,尤其谭嗣同。

  • 微笑
  • 流汗
  • 羡慕
  • 流泪
责任编辑:三木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