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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靠什么赢得生前身后名

对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今人都很熟悉。《乌衣巷》《竹枝词》《陋室铭》等,至今流传。但是,对他的一生经历、平生交游、脾气性格,熟悉的并不是很多。

博学多才却“升沉无定”

简单来说,唐代诗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仅以诗驰名,散文、学问谈不上,如王之涣、王翰、李贺、贾岛等;另一类则诗文兼擅,且皆有影响,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

然而,在散文中再加深化,各家又有差别。陆贽、罗隐等均有文名却无文学思想,所以中国散文史会写到他们,文论史或文学批评史上却不会特意涉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皆有文学主张,故中国文论史或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都一定要写到他们。不过,韩、柳、刘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元、白二人大体仅有文学思想而无哲学专论,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中是很难找到后两人名字的。

同时,由于刘禹锡和柳宗元一起投身永贞革新,是永贞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所以《资治通鉴》里找不到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却能够看到刘、柳的名字。由此可见,在唐代灿若群星的诗人队伍中,刘禹锡算得上是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

唐代诗人大多忧国爱民、正直敢言,故常遭流言蜚语的诬陷和贬谪放逐的经历,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王昌龄、刘长卿等。其中,刘禹锡更是饱受政治磨难和贬谪之苦。

白居易因议政情辞激烈,被贬为江州司马,两年后即升为忠州刺史,过了两年又奉诏回京,起用为朝廷大臣。刘禹锡因参加永贞革新,被贬往南蛮荒凉之地达23年之久。连白居易也深表同情地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也曾沉痛地自叹,“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谪在三湘最远州,边鸿不到水南流”。

刘禹锡的贬谪生涯比唐代一般的诗人时间更长、磨难更多,无怪乎清人在《论诗绝句》中论及刘禹锡时感叹:“自比冬青最耐寒,升沉无定七朝官。”因刘禹锡一生经历过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个王朝,而且政治上大起大落、曲折不平,故有“升沉无定七朝官”之句。这在唐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恐怕只有韩、柳等少数名家有此坎坷。

高傲和自负,倔强和不屈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说:“性格即命运。”刘禹锡一生的经历和道路,与其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刘禹锡曾写诗:“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可见,他从少年时就有政治抱负,且不轻易赶时髦、不随波逐流。因此,当他结识王叔文后,便随他进入政坛,并与柳宗元一道很快成为革新骨干,史称永贞革新。当时,王叔文对刘禹锡非常器重,“以宰相器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只可惜,这场改革虽然除掉不少弊政,却不注意团结,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刘禹锡、柳宗元皆被逐出朝廷,贬谪荒野之地。

大约是出身于名宦家庭的缘故,加之早年仕进顺利、连登三科,高傲和自负似乎是刘禹锡性格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宋代朱翌的《猗觉寮杂记》曾说他“气高不伏人”,《新唐书本传》也认为其“恃才而废”。

举例来看,韩愈是当时无可非议的文坛盟主。刘禹锡虽然也承认其“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但又认为“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刘禹锡当时的文名,自然也是天下皆知,其《天论》说理透彻、笔力矫健,在唐代极为罕见。但与韩愈这位古文旗手比起来,终究是稍逊一筹的。可他毫无顾忌地认为,韩愈擅长的是“笔”,自己擅长的是“论”。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个擅长写随笔,一个擅长写论文……

倔强与不屈,也是刘禹锡性格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当他一旦树立理想追求和政治信念后,就不肯轻易动摇或随意屈从于他人,很有些“威武不能屈”的味道。即使在晚年所写的《自传》中,刘禹锡依然对永贞革新大加追怀,非但没有检讨自己跟随王叔文的“罪行”,而且对王叔文的功绩进行肯定。

通常情况下,刘禹锡比较沉默,话不是很多,特别不爱说重话。即使在贬谪南方期间,交游也不多,而只与一些和尚往来;在夔州时,只因好友韦执谊的儿子韦绚在旁求学,偶尔借着酒兴,稍微多谈几句,大多时间都用在写作上。到了晚年,锐气大减,话也更少,只是与裴度、白居易、令狐楚等人唱和往来,过着“移兴子孙间”的生活。

一生的朋友与长寿的母亲

在刘禹锡生活的时代,有着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除了韩、柳、元、白以外,还有张籍、孟郊、贾岛、李贺等。刘禹锡与其中不少人都有交往唱和,但友谊最为深厚的当数柳宗元。

今人多知“韩柳”并称,但从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早期文献记载来看,“刘柳”并称的频率远多于“韩柳”。当然,韩、柳、刘都是当时的杰出文人。三人都在朝廷监察部门工作,是同事,也是好友。韩愈在给友人的诗中说道:“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这说明,韩愈对“刘柳”的赏识和友好。即使“刘柳”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被贬落难之时,身处高位的韩愈仍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互相通信、探讨学问。柳宗元去世后,遗嘱中有一条就是请韩愈为自己写墓志铭。

不过,“刘柳”的关系相对更铁。二人自同榜进士,就一见如故。“韩柳”并称,除了在古文运动和文学思想上观点相似之外,“韩柳”不仅在哲学思想上的观点截然不同,而且分属不同甚至相对立的政治势力。

但是,“刘柳”无论在政治思想、文学见解、哲学观点、生活道路等各个方面,都极为相似。现在有句话叫“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刘柳”这艘友谊的小船在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惊涛骇浪中从未翻过。不要说翻船,二人连红脸的事都没有过。他们同甘共苦,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互相抬举、互相帮助,是真正的挚友和莫逆之交。柳宗元临终之际给刘禹锡的遗嘱中,把整理遗稿、托孤诸事皆委托给对方,而刘禹锡都一一照办。这种善始善终的深情厚谊,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柳宗元生前曾称,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讲诚信、很靠谱、可信任的人。同时还指出,刘在未了解一个人的实际情况之前,一般不轻易向别人开口议论或评价;一旦议论起来,往往能很正确地说出这个人的优缺点。

此外,刘禹锡还是一个孝子。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刘禹锡之母亲活到了90岁高龄,这在当时可算一个奇迹。而且刘母晚年都随这个独子四处漂泊,在漂泊中相依为命。如果没有刘禹锡的悉心照料,想来是不会有此长寿的吧?

关心民生疾苦,发展地方文化

刘禹锡除了早年在朝廷任职,一生主要在各地任地方官,朗州、连州、夔州、和州、苏州、汝州、同州等处都留下过他的踪迹。

在唐代,政府官员因经济问题而遭贬谪的情况不时发生。但无论是当时的正史或野史笔记,都没有刘禹锡的经济问题或生活问题记载。可见,他的为官是相当清廉的。

有意思的是,刘禹锡对看不顺眼的执政者常常“语涉讥刺”,爱用诗歌讽刺挖苦,却对平民百姓热情相待。《云仙杂记》载,刘早年在朝廷坐镇接待工作时,门吏每天收到各方来信达数千封之多,而刘不厌其烦,“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在他被贬在外的岁月,往往也能关心民生疾苦、发展地方文化,造福一方百姓。

例如,任连州刺史时,他就把海阳湖打造成一个秀色可餐的游览风景区,建立切云亭、云英潭、飞练瀑等景点,并写下《海阳十咏》,对每一景点赋诗一首。清代《连州志》感叹:“连之文物媲美中州,则禹锡振起之力居多。”

又如,当他以花甲之年到苏州任刺史时,正遇上特大水灾。他不顾年老体弱深入民间,察访灾情和百姓之需,同时积极向朝廷反映灾情,得以从仓库调拨12万石大米分发给灾民,又宣布免除赋税徭役,使当地人民安然度过灾年。朝廷认为,刘禹锡为政清廉、除灾有功,以“政最”之名赐其紫金鱼袋。这是地方官的最高奖,一年只有一名。所以,白居易还特意写诗向他致贺。宋人《中吴纪闻》称赞:“姑苏自白、刘、韦为太守时,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

正因为刘禹锡为官清廉、政擢贤良、关心民生,所以后人建造不少祠堂来纪念他。在连州,有“四贤祠”、“五贤祠”;在苏州,有“思贤堂”、“三贤堂”、“二刘公祠”。据明人《蜀中名胜记》载,刘禹锡在夔州任官所住的故址,当时还保存着。现在,相关城市的中心地带还立有刘禹锡的雕像,或者建有刘禹锡纪念馆。这充分说明,为民造福、泽被一方的廉吏,百姓是不会忘记的。

投身民歌翻新与歌词创新

刘禹锡还是一位精通音律、喜欢音乐的诗人。当时,许多歌唱家和音乐演奏家,如何戡、米嘉荣、秦娘、穆氏等,都因其诗作而流行一时。

刘禹锡不仅熟悉宫中音乐,而且关注民间音乐。每到一地,就会自觉采风,搜集民歌民调。不仅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而且会对民歌加以改良,使其得以更广泛传播,让更多人聆听其中的美妙。

《竹枝》本是在唐代巴蜀、湘西南一代流传的民歌,杜甫、顾况都曾关注过,也曾写过《竹枝歌》加以推广,但影响都不大。自刘禹锡写下《竹枝词》九首,后又写了两首,包括“杨柳青青江水平”等,其生动活泼的风格和清新明快的节奏终于受到世人的喜爱,开始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

除了《竹枝词》,刘禹锡还注意到一些其他民歌种类,如《浪淘沙词》《潇湘神词》《纥那曲词》《抛球乐词》等,并尝试写过一些仿民歌之作。一般来说,民歌通常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如果没有文人的扶持和加工,很可能会自然消失。从这一点来看,《竹枝词》是幸运的,刘禹锡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到了晚年,刘禹锡依然投身民歌的翻新与歌词的创新。唐开元时已入教坊的 《杨柳枝词》,来自前人的《折杨柳》或《折杨枝》,到中唐时几乎已被唱烂了。于是,刘禹锡、白居易对其加以翻新、研制新词,谓之“洛下新声”。刘禹锡更是开宗明义地宣布:“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清代之后,被推为“中唐第一”

自而立之年从政,刘禹锡一直是天下尽知的有名人物。虽然长期被贬在外,但影响力和名声犹存。这个名声,既是他的从政之名,也包括他的诗文创作之名。

虽然白居易也有过贬谪经历,但仕途大体顺利,晚年官越做越大,直至刑部尚书。而刘禹锡仕途坎坷、历尽磨难,诗变得越发老成。故刘、白晚年唱和,四海齐名,刘往往胜白一筹。唐文宗欲设立诗学士,请大臣举荐; 宰相杨嗣复上奏:“今之能诗者,没有一个比得上刘禹锡。”

如果说刘、白在诗名上还算旗鼓相当,那在文名和哲学上,白就要逊色很多。李翱是唐代的散文家,又是古文运动的大将。他曾说:“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这里,李翱只提刘、柳而不提元、白,肯定是有道理的。在李翱看来,只有柳宗元和刘禹锡才能与韩愈相颉颃。《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史臣在评说刘、柳时,基本上都认为二人学识宏富,诚为一代精英和伟才。如果不是“误入歧途”,应与韩愈并驾齐驱,都是经天纬地的巨擘。

不过,唐代每个诗人的成就和地位,在后世都有一个升降起落且引发争议的过程。李、杜都不能幸免,刘禹锡自然也不例外。尽管他的诗名生前极高,但到宋代明显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着王叔文搞革新。明代前后提倡“诗必盛唐”,刘和韩、柳、元、白这批中晚唐诗人明显吃亏。

直到清代,局面才有改观。当时,对盛唐诗人李、杜、王、孟等几乎都有定论,但对中唐诗人的首把交椅尚争论不休。就拿七律来说,王士祯推刘长卿为中唐第一,毛奇龄推白居易为中唐第一,王夫之推杨巨源为中唐第一,沈德潜则推刘禹锡为中唐第一。

沈德潜是继王士祯之后的诗坛领袖,极有影响力,加之“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自此世人才对刘诗有了重新认识。总的来看,刘禹锡是中唐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律诗、绝句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韩愈、白居易,几乎已成定论。

(作者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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