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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有翡》番外篇:三武灭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着聊两晋南北朝的话题。

佛教作为一门外传宗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佛教文化一方面对中华文明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华文明的同化,已经与其本来面貌大不相同。但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遭遇了四次大的“法难”,即所谓的“三武一宗灭佛”。“三武一宗”指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后周世宗。其中的两次发生在南北朝时期,鉴于我们要讨论的话题的时间范畴,本期节目我们来说一下北魏太武帝灭佛和北周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名叫拓跋焘,是北魏第三位皇帝。在其统治期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使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的混乱割据局面得以结束,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太武帝即位之初,本来对佛教十分敬重,常常招揽一些德高望重的僧人,与之谈论佛法。每年四月初八的浴佛节,当释尊像经过时,他还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像散花以表敬意。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了大发展,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司马氏以晋代魏,虽说最终统一了天下,但对于士人并不怎么放心,很多表现出不合作态度的士人(最著名的如嵇康)被杀。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士人开始逃避现实,游山乐水,谈玄论道,还有人从佛教的教义中求得心灵的宁静。

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开启。在朝不保夕的年代,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学说无疑是最好的心灵鸡汤。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得到了上至帝王公卿,下至平民百姓的虔诚信奉。一时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寺庙林立,僧尼接踵。

佛教是兴盛了,对于统治者的威胁也变大了。

太武帝在位期间,北魏连年征战,这就需要大量粮草供应和兵员补充。可佛教的兴盛,给一些逃避粮赋和兵役的人提供了避难所。当数量巨大的青壮年都躲入寺庙,就对北魏国家的运转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于是公元438年,太武帝下诏规定50岁以下的和尚要还俗,服徭役,供租赋。应当说,这是一种抑佛之举,但是还比较温和,远称不上“灭佛”。但可惜,这样的温和之举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到了公元445年,北魏发生了卢水胡盖吴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声势浩大,最终太武帝亲自领兵出征,才堪堪平灭。

平定了盖吴起义之后,拓跋焘回到长安,看到长安佛寺中藏有兵器,还有造酒的工具,佛寺的内部还收藏着大量的财物,甚至关着许多年轻的妇女。拓跋焘十分震怒,他说:“和尚不是修行、做善事,不吃荤腥、不结婚吗?这里面怎么怎么藏着女人还藏着兵器呢?难道说与盖吴私通吗?”

这个时候大臣崔浩趁机进言:“佛教坑害百姓,建造佛像也费了许多钱,我们现在必须把佛像毁掉,让百姓不要信佛!”

说起崔浩,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崔浩出身清河崔氏,这是北方首屈一指的名门大族。崔浩本人历仕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深受其倚信。而崔浩作为汉人,深受儒家文化浸润,想要将儒学政治贯彻于北魏。而此时的佛教,尚未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被视为是外来宗教。所以,佛教受到笃信儒家文化的崔浩敌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一点都不奇怪。

此外,此次灭佛运动,还与一位道教人物有关——寇谦之,北魏时期的道教领袖。他出身于官宦之家却无心入仕,早年学习五斗米道(天师道),但对其中的很多做派不满,比如,榨取信众钱财,招收不良弟子,教职的私相授受等等。公元415年,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授书,举起了道教改革的大旗。寇谦之提出以“礼度”为主要内容、礼拜炼丹为主要形式的新教义,宣传儒家的“佐国扶民”思想,这就与儒家信徒崔浩产生了思想共鸣。在崔浩的大力举荐下,寇谦之受到太武帝的赏识,于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天师道场,制订乐章诵诫新法,称“新天师道”。太武帝亲至道坛,受符箓,自称“太平真君”。寇谦之以天师兼为国师,“辅助太平真君”,道教遂在北魏广为传播。此后,北魏的新君登基,都按照祖宗旧例,亲登道坛,接受符箓。

太武帝弃佛皈道,佛教失去了皇权的庇护。等到盖吴之乱起,长安佛寺中搜出兵器,崔浩趁机进言,于是太武帝下令: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也就是说,灭佛运动以长安为中心,推至北魏全境。同时还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满门。

灭佛诏下,一时血肉横飞,鬼哭佛号。北魏全境,毁佛寺、焚佛经,活埋和尚,哄抢财物,经石虎、苻坚、姚兴等费尽财力建造起来的佛塔、寺庙,在中国北方荡然无存!

历经三朝的佛国秩序被毁于一旦,恐怖气氛前后持续了五六年。史载这一时期北方寺庙十不存一,僧人数量更是锐减到屈指可数。

太武帝的灭佛运动不仅对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北魏政局也带来了震荡。

先是灭佛运动的主要推手崔浩惨遭灭门。崔浩之死,直接原因是“国史之狱”,崔浩主持修史时秉笔直书,揭露了北魏皇族拓跋氏祖先羞耻屈辱的历史,其实,与灭佛运动也有关联。

太武帝的灭佛诏中,其矛头所向不仅是僧人、佛像、寺庙,还有藏匿僧人的人,这些人,主要就是鲜卑贵族。只有鲜卑贵族才有实力供奉高僧,也只有鲜卑贵族才有胆量藏匿僧人。但是,藏匿僧人的结果,就是一经告发,祸灭满门。受此牵连的贵族,自然不敢对下诏的皇帝如何,于是他们把满腔怒火撒向了崔浩。其实,就连在灭佛运动中受益的道教领袖寇谦之也觉得屠杀僧人太过分了,曾劝谏崔浩收敛一些,无奈崔浩不为所动。所以,“国史之狱”暴发,鲜卑贵族群情激愤,太武帝即便有心保全崔浩也做不到了。更何况,太武帝大概有意无意地让崔浩做了灭佛运动的“背锅侠”,以化解民愤。

另一个严重后果是间接造成了太子拓跋晃的早逝。拓跋晃一直是佛教的忠实拥趸,他一直就不赞成父亲弃佛皈道。太武帝的灭佛诏由长安传到留守平城的拓跋晃手中时,他故意延迟了好几天才发布,因此挽救了无数的僧人以逃离。但是,拓跋晃在灭佛运动中的消极不配合,对太武帝而言是不忠不孝,父子由此产生隔阂。再加上太武帝的宠臣宗爱进谗,拓跋晃的亲信全部被杀,导致他忧虑而死。

此后两年,太武帝也死于宗爱之手。由于太子先死,储位虚悬,宗爱把皇子中年龄最小的立为了傀儡皇帝,不久,这个傀儡也被宗爱所杀。这个乱局一直持续到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继位并族灭了宗爱。

100多年后,佛教再遭劫难,中国的北方又发生了“周武帝灭佛”。

周武帝名叫宇文邕,是北周太祖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泰是西魏权臣,其地位与结局有如汉末的曹操,虽然控制了朝局,却没有篡位。宇文泰死前,由于诸子尚幼,他把权力移交给了侄子宇文护。最终,在宇文护的拥戴下,宇文泰三子宇文觉取代西魏恭帝拓跋廓登基,完成了改朝换代。但是,宇文护仍把持大权不放,这就与皇权产生了矛盾。斗争的结果,宇文护连续杀死了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宇文泰庶长子),但却死于武帝宇文邕发动的宫廷暗杀行动。

周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以最小的代价铲除了权臣,其志向不仅仅在于坐稳北中国一半土地的皇帝,他要一统北方,一统华夏。这时他发现,佛教成了他雄图大志的绊脚石。

当年太武帝灭佛,虽然手段残暴,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太武帝死后,他的孙子文成帝拓跋濬一继位就废除了灭佛令,之后,佛教重新在北方大地上兴盛起来。到了100多年后的宇文邕统治时期,有数据统计,北周总人口为3000万,而僧尼的数量居然达到了300万,占据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有300万人不事生产,不服兵役,可想而知对于周武帝对外扩张的战略构成了多大的羁绊。

同一时期,虽然江南地区的佛教也很兴盛,以至于后世的杜牧写诗讥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但实际上,南朝1500万人口中,僧尼数量仅有20万人,其“出家率”远低于北周。

与太武帝相似,周武帝也曾是佛家信徒,但身为政治人物,为了完成了宏大理想,调整一下信仰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时,有个人物适时出现了。

卫元嵩,生卒年不详,年少时曾出家为沙弥,因不耐清苦而还俗。卫元嵩于佛法不甚了了,但对于传统的阴阳历数、谶纬之学则很有研究,很多事情都被他言中,因此深受周武帝信任。卫元嵩不知是窥破了周武帝的心事,还是出于对佛教的报复心,总之他上书废佛,“正合圣意”。

当然,周武帝的废佛,明显比太武帝的灭佛更有计划有步骤。他从公元566年开始,十几年间召开了七次大规模的“辩论会”。周武帝的意思,先从理论上驳倒佛教,制造舆论。但可惜,周武帝所托非人,道士张宾在与高僧释智炫的辩论中一败涂地。没办法,周武帝只好亲自上阵,与另一位高僧慧远辩论,结果被慧远辩得理屈词穷。

但是身为皇帝,周武帝输阵不输人,辩论赛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他废佛的决心。公元574年,周武帝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看得出来,周武帝并没有像太武帝那样大开杀戒。

其实,周武帝的灭佛还有其他原因。

如果说僧尼数量过多对于皇权的威胁是隐性的,间接的,武帝统治时期还发生了几次和尚参与的谋反事件,这种威胁就是赤裸裸的了。

此外,还有个理由是埋藏很深而周武帝说不出口的。之前我们在讲谶语的时候,曾讲到一条谶语“亡高者黑衣”,当时由于和尚所穿僧衣为黑色,人们普遍认为谶语中的“黑衣”指和尚。和尚既然能颠覆北齐老高家的政权,为什么不能颠覆北周宇文家的?这也是为什么周武帝对于佛教怀有深深的戒备心与敌意。

当然,如同太武帝灭佛一样,周武帝的灭佛同样未能持久。周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佛法又兴。

违背人心人性的措施,注定行而不远。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精彩节目请继续锁定山东有线,下期再见!(作者:狄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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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青草地    责任编辑: 许润桐     值班主编: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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