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朋友，大家好。《大秦赋》人物系列，今天要讲吕不韦。

吕不韦有双重身份，既是个商人，又是个政客，而且两方面还都做得相当成功。要说哪个身份对吕不韦的影响更大，或者说吕不韦的底色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商人。

为什么这么说？商人最关注什么？收益，或者精确一点说，投入产出比。

历史上的吕不韦，既不是秦国人，也不是赵国人。《史记》说“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阳翟在今天的河南禹州，在战国时代属于韩国。但其实，根据《战国策》记载，吕不韦也不是韩国人，而是卫国人，在今天的河南濮阳，跟变法的商鞅是老乡。吕不韦做的是跨国贸易，在各个国家间穿梭往来，贩贱卖贵，最后家累千金。在司马迁眼里，家累千金那就是巨富了，后面我们要提到的孔子的徒弟子贡也是家累千金，那意思应该跟我们现在说的亿万富翁差不多。

吕不韦的发迹源于认识了在赵国为质子的嬴异人，这里不用细说了。值得探讨的是吕不韦看人的视角。我们中国有个传统的说法叫相由心生，指人的相貌受内在心地或心境的影响，或者说，人的心地也会反映到相貌上。所以，我们初见一个人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初步的主观印象，比如，这个人面善，这个人貌相凶恶，这个人有点傲气，等等，大概评判一下对方的脾气性格。

当然，我们普通人的看非常随意，但在古代却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叫风鉴之术。说白了，就是相面。再白一点，就是算命了。东汉末年有两位擅长风鉴之术的大牛叫许劭许靖兄弟。两兄弟主持对当代人物的品评、褒贬，并在每月初一发表，所以这项活动叫作“月旦评”。由于许氏兄弟名望很大，看人很准，无论是谁，一经品评，身价百倍。关于曹操的那个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出自许劭。

我们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不管是普通人，还是相面专家，评判人的方向多是性格，品德，或者前途、功业。但是吕不韦初见嬴异人怎么说：此奇货可居。把嬴异人看作了货物，而且是具有极大的投资价值、极高的市场前景的货物。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人的思维，相当于投资前景的前期研判。

吕不韦不但具有商人思维，而且也有商人的果决，看准了就果断投资。先是拿出五百金给嬴异人，让他结交宾客，收买名声；另外拿出五百金，用来游说华阳夫人。两项支出花费巨大，几乎掏光了吕不韦的全部身家，但也是必不可少的天使投资。

再来看吕不韦对待赵姬的态度。嬴异人看上了吕不韦的女人赵姬，开口索要，吕不韦的第一反应是怒。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真实反应。但吕不韦转念一想，已经为他把钱全投进去了，就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导致生意失败，最终忍痛割爱。此时的吕不韦，已经说服了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嫡子，巨大的收益不能说近在眼前，最起码是未来可期的，吕不韦当然不能半途而废。女人，在吕不韦来说，只是追加投资。

所以，有人说吕不韦就是最早的风投，真是一点都不假。

吕不韦的商人本色，还体现在他的风险意识上。嬴政登上王位，赵姬成为秦太后以后，与吕不韦旧情复燃。这对吕不韦而言，是桩好事。吕不韦身为秦国的相邦，位高权重；食邑十万户，门下食客三千，从财富上讲，也称得起富甲天下。所以，吕不韦身边肯定不缺少年轻漂亮的女人。但是，与太后维持特殊关系，有助于吕不韦巩固权力。后来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大臣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就是因为得到了小皇帝的生母李太后的全力支持。与吕不韦的情况更加相似的是韩德让，他之所以能以一个汉人的身份，在契丹族政权的辽国当家理政，因为他是萧太后的情人。前不久播出的电视剧《燕云台》，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吕不韦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个商人的危机意识。随着秦王的日渐长大，他势必不能容忍这样的宫闱丑事。一旦开罪秦王，他之前的投资就算是鸡飞蛋打。但太后那边也不容得罪。得罪秦王是远虑，得罪太后那就是近忧，祸在眼前。怎么办？李代桃僵！把嫪毐作为“特殊人才”引荐给太后。

当然，吕不韦的结局并不好，在嬴政的逼迫下饮鸩自杀。直接祸端是因为引荐了嫪毐，而嫪毐造反了。现代人分析认为，吕不韦还干了一件太招忌讳的事，就是编撰《吕氏春秋》，其目的是“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不仅如此，还张贴在咸阳市中，能增减一字者给予千金重赏。结果有人领赏吗？没有！这本书真的就没有可以改动的地方吗？恐怕还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如此大的野心，如此高调的姿态，还要命名为《吕氏春秋》。这是要干什么？不管其目的是向秦王示威，还是求万世之名，吕不韦，都有点得意忘形了！

《大秦赋》中，吕不韦的官职为相邦，《史记》记为相国。不得不说，《大秦赋》的叫法更有道理。相邦改为相国是汉朝的事，因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叫刘邦，为了避刘邦的讳，这才改称相国。

接下来，我想努力澄清一个误区。《大秦赋》中，吕不韦登上相位之前，反对他的人对他有一个蔑称：贱商，意思是身份低贱的商人。这个说法有根据吗？有人说，即便没有这个叫法，但是商人地位低是肯定的，古代是农业社会，重农轻商；士农工商中，商人排名也是最末。所以，肯定没问题。

真是这样吗？我不认为。

来看一个人的例子，弦高。这个人跟我们之前一期节目提到的崤之战有点关系。崤之战的起因是秦穆公派战车三百乘千里偷袭郑国，但是失败了。为什会失败？败在弦高手里。弦高是出身郑国的牛贩子（也就是商人），他在贩牛的路上遇到了秦国的军队，得知秦军要去偷袭郑国。他一面假扮郑国的使臣，以犒军的名义稳住秦军，一面派人飞报郑国国君。秦军见偷袭不成，也就取消了计划。试想，如果弦高作为商人地位低贱，他派的人能轻易见到国君吗？而且事后，郑国国君还亲自接见了弦高，想要隆重表彰他。这里，丝毫看不出商人受歧视的影子。

有人可能不同意，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什么人报信国君也得见，和弦高的身份没关系。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人的例子，孔子的学生子贡。

子贡身上，也有多重标签。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既是孔门十哲，又列身孔门七十二贤；子贡能言善辩，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是个杰出的外交家；曾经在鲁国、卫国为相，做过高官；同时，又被后世尊为中华儒商第一人，是个大商人。

子贡很有经商的天赋，非常会赚钱，跟吕不韦一样，家累千金。追随孔子之后，孔子一行都靠他资助。《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结驷连骑……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就是说，子贡到了一些诸侯国，不但得到了国君的亲切接见，而且，国君不与子贡行君臣之礼，而是行宾主之礼。这难道也是歧视商人吗？

也许还是有人不同意，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之后，重农抑商。在《大秦赋》的年代，秦国商人的地位一定已经很低了。

的确，商鞅变法有压制商人的内容，那是因为当时秦国的农民十分缺乏，已经到了靠免征十年赋税来招徕三晋之民的地步；另一方面，秦国的城市商业活动却很兴盛，所以商鞅抑商使之回归农业。商鞅说，“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这里的“末事”，是指那些奢侈品生产，而非一般的商业。对于商业，商鞅曾给予过充分肯定，他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把农民、商人、官员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只是分工不同。可见，商鞅变法，从来就没有歧视商人。

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还是比较包容开放的，所以才有了“百家争鸣”。当时，商业最为繁荣的是宋国，诸侯们的共识，就是最有钱的城市都在宋国。而对待商人态度最好的是郑国，对商人甚至有“世有盟誓，以相信也”的承诺。牛贩子弦高智退秦军，既是爱国的表现，恐怕也有投桃报李的意思在里面。人，只有获得了充分的尊重，才能发自内心的热爱。

综上所述，对吕不韦“贱商”的称呼站不住脚，是编剧想当然的产物。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精彩影视锁定山东有线，咱们下期再见。（作者：狄凯）